起步蹒跚的丑小鸭

在英国人刚刚占领香港这片土地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它的价值。由于英国远东贸易的中心一直在印度，因此，在他们的眼中，香港岛只不过是进行鸦片贸易的一个中转站。

1844 年，香港财政司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年度报告，认为香港没有任何可观的贸易，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任何机会能成为贸易中心。

使尽一切卑劣手段弄到手的香港，难道就此放弃吗？怎样才能吸引商人和投资，更好地开发和利用香港，成为英国政府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许许多多的建议中，前驻华全权代表兼商务监督义律的意见十分引人注目。义律是当年极力主张侵略香港的英国官员，对香港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十分熟悉。在率领军队占领香港后，他曾仔细研究过这个小岛对英国远东贸易的作用。根据他的分析，香港地域狭小，自然资源缺乏，甚至连居民的口粮和大部分日用品都需要依赖进口，与中国内地的交通又不方便，实在不是商家首选之地。要想使这块地方繁荣起来，唯一的选择就是实行自由港政策，允许商品自由出入，不收关税。否则谁也不会把货物运到这里，先向英国人交税，然后再转运其他地方。

所谓自由港，就是指商品可以免征关税自由进出的港口，海港地区或海港城市。它来源于英国 18 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是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产物，目

的是尽快地繁荣自由港本身。在获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后，义律于 1841 年 6

月 7 日，也就是香港被正式割占前一年多，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自由港，允许各国商人和货物自由进出，中国人出入境也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

自由港政策果然奏效。 1841 年以后，它不断吸引世界各地的货物、资金、技术和人才，前来开发这个渔岛，转口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与转口贸易相关的其他部门，如航运、船务、港口、码头、货仓、保险、银行、邮电通讯等行业也应运而生，香港开始有了生机。

1843 年，是英国人开发香港决心再次动摇的一年。这一年，上海、宁彼等五口开始通商，许多外国人都转移到上海等地去寻求发展，驶入香港的商船数量大减，下半年起，香港又开始流行瘟疫，许多外商染病身亡，大批商人望而却步，一些商行逐渐迁出，刚刚有所转机的香港又面临新的危机。直至 1845 年，情况仍无大的改观， 31 家英商在这一年的 8 月联名上书英国殖民地大臣，表示“香港已无商可经，只可供香港政府及其官员作为驻节之地，并收容一批身无所长的贫民而已”。就连港府的高级官员中，也出现了放弃香港的主张。当时任库务司的英国官员马田在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驻港英军由于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和气候，两年内就死亡 300 余人，香港不是欧洲人的久留之地，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

为了减少损失，增加港府的收入，英国人加紧发展鸦片贸易，利用这一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来启动香港的经济。据统计，1845—1849 年，由印度

运到远东的鸦片中，有 3/4 是经过香港转销内地的。其总数达 16.5 万箱，价值约 8300 万元。鸦片贸易在每年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以

1864 年为例，香港全年进口的几大类商品货值折合成白银分别是：棉织品：

700 万两，毛织品： 500 万两，五金： 200 万两，鸦片： 2 000 万两，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就在香港艰难挣扎之际，一个“天赐良机”再次使它摆脱了困境。1850 年前后，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相继发现了金矿。金子——这一令人发狂的东西，极大地刺激了西方人的贪欲，为了尽快地“掘地三尺”，挖出地下宝藏，他们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一些国际人贩子看中了中国的劳力市场，他们跑到中国来，用种种欺骗手法诱惑了大批穷苦的中国人与其签订卖身契约，承认自愿前往异国他乡，然后远渡重洋去充当“淘金”苦力。英国商人又看好了一桩新的买卖，这就是罪恶的劳工贸易。

当时前往美国和澳洲的主要路线是由陆地到达香港或厦门，再由这两地分别乘船出洋。大批劳工借道香港出国，使香港原本就有的劳工贸易再度兴旺起来，大量的劳工贸易和运输为各国殖民主义分子聚敛了惊人的财富。当年从香港开往美国的劳工船的客运成本每人不足 5 元，然而，每张船票售价

为 55 元，利润竟高达 10 倍之多。仅 1852 年，经香港乘船到旧金山的华工有

3 万多名，香港商人从中赚得的船票利润就达 150 多万。1872 年，美国记者

凯利在一篇报道中曾这样描述说：“我到苦力船上看过，送到市场上去的 900

名活人，对于苦力商来说，就等于 45 万元的财富，而他们原来花费的成本，

总共不到 5 万元，运到古巴后便可赢利 40 万元。即使是在非洲黑奴贸易的鼎盛时期，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惊人的利润”。除了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还有许多华工被贩往秘鲁、古巴及南洋等地当苦力。据统计， 19 世纪下半

期，被拐贩出国的劳工约达 205 万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途经香港中转的。华工在装船前，都要被迫脱去上衣，胸前用英文字母烙上印记，以标明

将要被送去的地方。劳工大多是以“赊单工”的名义前往海外的，其船费由招工代理人垫付，到达目的地后从所得工钱中加利扣除，在还清欠款前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一切都要听从债权人的驱使，实际上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临行前，他们不仅被烙铁烙得遍体鳞伤，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在极度悲愤和矛盾的心理中被人像赶“猪仔”般地撵进拥挤的货舱，运往遥远的彼岸。由于船上的居住、卫生和饮食条件极差，大量的劳工惨死在运输途中。请看下面的一组数字：

1850 年 2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秘鲁的英国船只，出发时载华 1450 人，

到达目的地时仅存活 150 人，途中死亡 300 人；

1856 年 3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古巴的船只，出发时有华工 298 人，到岸

时仅存活 163 人，途中死亡 135 人；

1861 年 10 月，一艘由香港开往；日金山的法国船只，出发时载华工 1000 余人，竟无一人活着看见目的地的海岸。

忍无可忍的华工们为了生存，也曾以暴动来反抗人贩子的非人虐待，但苍茫大海何处藏身，得到的往往是更残暴的虐待。有记载说，1872 年 8 月，一艘由澳门出发的西班牙籍船运载着 1005 名劳工前往古巴，劳工们不堪忍受

船主非人的折磨，在开船的 4 天内就连续发动了 3 次暴动。暴动失败后，船主将他们锁在舱底，或分批捆绑在船栏上，用皮鞭反复抽打，还往流血的伤口上泼撒盐水⋯⋯

香港除了作为运送劳工的主要中转码头直接获利外，还是澳门等劳工转运码头的基地，从改装和修理船只、供应粮食和淡水等方面获取间接利润。几乎所有的苦力船都是在香港进行改装的，将货舱加一夹层以便运载更多的劳工，安装舱门铁栅以防范劳工途中反抗等。据统计，从 1845—1874 年的

30 年中，经由香港贩卖到世界各地去的“赊单劳工”共有 266 326 人，香港的旅店、粮店、运输、经纪等行业无不从劳工贸易中获取暴利。血腥残酷的华工贸易既给英美等国的好商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对香港初期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刺激作用。

在同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迅速席卷了整个南方，并在南京定都。战乱使国内人心惶惶，华南一带的有钱人家为了躲避战争，携带家人和财产逃至香港，给香港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他们利用这些资金在香港投资，开办商店和实业，使香港的市区进一步繁华起来。长江一带是太平军与清军对峙争夺的主要地区，使南北交通受阻，人货均无法往来，迫使航运线路南移，一些华商便看好香港，利用香港海域沟通南北运输。于是，北方生产的花生、大豆、药材等，都要通过香港转运到南方各地，而南方出产的丝绸、大米、木材、白糖等物品，也要经过香港转运到北方。专门经营南北货物流通的“南北行”，专门将南北方土特产贩往南洋和北美的“南洋庄”和“金山庄”，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迅速兴盛起来。

受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香港终于站稳了脚跟，迈开了走向国际化都市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