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实事求是的典范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两国政府草签《联合声明》之后，当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赞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时，邓小平说：“这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实事求是。而这个构想也只有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才能提出。”①可见，实事求是乃是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方法论基础，是这一伟大创见的灵魂；同时，“一国两制”的提出又是应用实事求是原则的光辉典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构想形成、发展的轨迹同我们党的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是完全吻合的。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①关于“一国两制”提出的背景，邓小平在 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②不久，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他又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③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完备的唯物主义”。

④这种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

则只有在适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实际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精神实质进行了生动的高度概括，这就是“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

① 《人民日报》1987 年 5 月 17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5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 页。

④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78、443 页。

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⑤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思想路线，并坚持用它来指导党的各项工作，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历史有了第一次飞跃。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在他的晚年，未能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良好作风坚持贯彻下去，甚至违背了他原来的正确主张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作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要求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中国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个重新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制定的。毫无疑问，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构想和方针，也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提出和制定的。

在国家统一问题上，70 年代未 80 年代初存在着的“实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需要集中精力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台港澳地区已实行了很长时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且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大陆；中国大陆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在同一个地球上长期共存下去；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和平解决统一问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基于这样的“实事”，中国共产党人“求”出的“是”就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这个构想的提出，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不是随随便便就说出来的，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备方面的现实得出的结果。就邓小平本人来说，他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时，他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在统一问题上也是“一国一制”的思路。那时，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曾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但设想的还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取代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 1974 年 10 月，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时说，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面貌，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在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上的一套马上搬过去，当然，最后台湾人民总是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生活.但速度要放慢，需要一个过渡时间，让大家有一个准备，有一个习惯过程，慢慢接受。这是邓小平当时对解放台湾问题的认识，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固守旧的框框和教条，并且能够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提出新的思路， 1978 年 10 月 8 日，他在会见日本文艺评论家江藤淳时说：“如果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一个多月后，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他又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同月，他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克时又指出：和平统一实现

⑤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59 页。

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可见，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随着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工作的深入展开，邓小平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已有了重大改变，“一国两制”的萌芽已经产生。

1979 年 1 月 1 日，正如邓小平所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刚刚结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和全国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同时，这一夭还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日子。这一天还有一个重要事情，即中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并提出：“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时还建议两岸恢复通商、通邮、通航。在这同一天，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宣布，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也就是在这一天，为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从事航行、生产等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岛屿的炮击，长达 20 年之久的炮击这些岛屿的军事行动停止了。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979 年 1 月 8 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问题时明确说，将来台湾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台湾人民的意志决定，愿意选择什么就选择什么。如果台湾人民感到它的现行制度要保持一百年，这个可以，我经常说一百年，一千年，意思是指长期，我们不会用强制办法使它改变。同月 30 日，他在访美期间，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时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的制度。”①“解放台湾”的口号从 1949 年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喊了 30 年之久，今天在邓小

平笔下划了句号。同年 9 月 1 日，在听取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

报时，他指出：“现在可以提第三次国共合作。”②同年 12 月 6 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太平正芳时说：实现台湾回归祖国这个目标，“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对台湾，我们的条件是很简单的，那就是，台湾的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卫力量，军事力量。条件只有一条，那就是，台湾要作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分。它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自治权。”③这时，“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虽然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但这一构想的精神实质，即和平统一后允许两种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并存，已经清晰可见。

1981 年 9 月 30 日，中国政府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九呆方针，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次年 1 月 11 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2 月 1 日。

② 《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 158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③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文专题摘编》第 306 页。

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①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一国两制”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形成。

从上述“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拘泥于己有的成见、概念和原则，不从马列经典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他自己最常用的、最能生动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的一句名言就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的原则就是：不管一制还是两制，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就是良策。

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允许台湾保留现行的制度。同样是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始终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他在每一次关于台湾问题的谈话中部充分表达和坚持这一点。他认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也是从台湾的现实出发。1979 年 1 月 5 日，他对美国客人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单方面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承担了这个义务，就会导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成为不可能。这样的承担等于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承担了，台湾当局就有恃无恐，可能导致根本不同我们谈，那么不谈的结果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只有一只手，没有另外一只手，结果恐怕只能导致武力解决问题。用右手争和平，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①可见，统一祖国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根本目标，其它只是手段，都要服从于根本目标，看它是否有利于根本目标的实现。庄这里，原则的坚走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时提出的，但却是在解决香港问题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最终形成理论体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 1982 到 1984 年，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大量谈话和讲话，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多次系统地阐述“一国两制”的构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1984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瞭望》周刊第 42 期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主任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一国两制”构想得到了全面阐述，标志这一构想已系统化和理论化，文章谈到，邓小平最近在会见外国客人和港澳同胞时，曾对“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并非权宜之计。

在“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实事求是，这正是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成功之根本原因所在。邓小平的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贯穿的一个总精神就是“实事求是”。正如他在表明自己在“改革”与“保守”上的立场时所说的：“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他说，我是实事求是派。”①

① 李家泉：《“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瞭望周刊海外版，1987 年 3 月

① 《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6 日。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0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