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书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

②这就深刻地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

系，以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并构成了其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制度，而且应该首先产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来，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他们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在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胜利。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这一现代化经济必经之路也可以超越。经济落后国家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巩固。就像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①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经济基础异常薄弱，更需要快速发展经济，尽快赶上世界先进行列。为此，我们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谈及坚持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时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中国最大的一个实际就是穷。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行改革开放，改革过去那种束缚人们手脚、压抑人们积极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其中包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国门，吸收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它们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和澳门以及台湾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在实现祖国统一后，在这些地区继续保留资本主义制度是符合我们现实国情的，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18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3 页。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比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可见，三大任务有主次之分。所以，解决台、港、澳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以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为方针，也“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②很显然，根据这样的方针和标准，不能甩战争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因为它对现代化建设、对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幸福富裕都不利。最可取的方式就是和平谈判。而如果在采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时改变台、港、澳地区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是行不通的，它不能被这些地区的人民所接受，而且还会引起这些地区的混乱，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国两制”正是既能顺利实现祖国统一，又能保持台、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长远战略目标的最佳选择。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为基础的，同时它又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即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尊重台、港、澳地区的客观现实，在统一后，将之划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其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保持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变，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个伟大的创举和全新的概念，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中国特色” 之一和题中应有之义。

当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处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正确认识到：要想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他指出：“当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极其薄弱的时候，怎样才能加快经济的发展呢？那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的资本。”①苏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利用资本主义”进行了实践，如允许私人贸易自由和私人企业家开设小型企业，实行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践的结果是好的，短短几年，苏联的国民经济就得到了恢复并有很大的发展，从而为后来实行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中国在 50 年代初期也曾采用过一些“利用资本主义”的措

施，对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进入 80 年代后，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资本主义”。但是，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利用仅限于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存在，限于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少量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而“一国两制”则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同前者的利用相比带有“质”的区别，是个重大突破和创举，是一种新的、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利用资本主义”。从实践上看，这种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比从前有了质变性的发展；从理论上讲，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在现阶段还是有存在根据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3 页。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392 页。

“一国两制”不仅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是个伟大创造，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无先例的。虽然中外历史上曾存在过类似于“一国两制”的现象，但是都不能和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相提并论。我国古代的辽王朝是封建制度与奴隶制度的两制并存，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的两制并存，但是两行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而且它们都没有宪法的明文保障，两制并存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随时都存在着你吃悼我或我吃掉你的可能性，两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通过和平与法律的途径得到解决，最后只有兵戎相见，诉诸战争。可见，“一国两制”并不等同于字面上的“两制并存”。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是有宪法的明文保障的，可谓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因此是能够稳定长期存在的，当两制所辖地区间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发生纠纷时，完全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来解决。

有一种说法是：现今的英国是“一国两制”的国家。由于长期的政党政治的作用，使得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这两个主要议会政党都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保守党的力量集中在英格兰中部和南部，控制着这一地区的多数地方政权；而工党的力量多集中在英格兰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基本都为工党所掌握。这就很像个南北朝。而英国地方政权的独立性又较大，保守党和工党的政策又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当中央政权为保守主义的保守党所把持时，北部的工党地方政权却推行一些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特别是苏格兰实行与英洛兰不同的法律体系，有自己的议会、货币等。这很像是“一国两制”。然而，这种“两制”也是没有宪法和法律保障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随时都会因政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仅仅体现为某种政策和价值观，而并没有成为一仲制度，因此，那里的“两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种制度。

还有人认为我国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瑞金政府”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并存的局面也是“一国两制”。这也是不确切的。尽管上述前两个政府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而且也都实行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实践，但是，从总体上说，这两个民主政府还都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府，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亦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其带有社会主义内容的实践还是很局限的，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制度，更为主要的是，这两个民主政府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因此是很不稳定的。这种“两制”和我们所讲的在祖国统一后所实行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的“两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诚然，“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无疑从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得到了启示，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完成的。就像邓小平所说的，这一伟大构想应该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一国两制” 决不是古已有之，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或翻版。邓小平在阐述“一国两制” 问题时曾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又说：“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①中外历史上的一些事例虽然在某些方面同“一国两制”有相似之处，但其内涵、性质和特征与“一国两制”是根本不同的。历史上的所谓“两制”不过是一种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人们自觉的行动。而“一国两制”则是一种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0、102 页。

构想，是人的自觉行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特征、中国国情正确认识的结果和自觉把握的实践，是全新的理论概念，是“天才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