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口下的屈辱条约

1839 年 9 月，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英国资产阶级舆论大哗。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的工商人士纷纷上书外交大臣巴麦尊，要求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以保证和扩展英国在华利益。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致巴麦尊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对华鸦片贸易“是直接、间接经最高当局批准的”，此项贸易帮助英国获得了大量茶叶和生丝，并使英国在对华贸易中保持有利的出超地位。他们要求英政府强迫中国赔偿鸦片烟款并缔结商约，内容包括开放多口通商，协定关税，英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等等。如果中国拒绝开放各口通商，则割取一个东部海岛，在岛上建立英国商馆。在华经营鸦片贸易的英国大商人查顿和义律也纷纷致信巴麦尊，建议派海军来华，强迫中国赔款，割让岛屿。这一切，都对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39 年 10 月，未经英国议会讨论，巴麦尊便作出了侵华决定。他在 8 日给义律的回信中表示，英国政府已决定对中国用兵，远征军将于明年春天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 218 页。

抵达中国海域，“远征军到达中国海域后，应即占据中国沿海某个岛屿，用作集结地和作战的基地。”1840 年 2 月 20 日，巴麦尊一天内发布了四道训令，除任命义律和懿律为侵华全权代表外，还对侵华事宜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先“兵”后“礼”，用武力威胁中国政府屈服，然后北上谈判。并拟定了未来谈判的条文，其中包括折价赔偿被销毁的鸦片，开放广州、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将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岛屿永久割让给英国，赔偿军费等。一个罪恶的阴谋已策划完毕。

林则徐不愧为清朝政府中有胆有识的官吏之一，在干净利落地处理完销烟事宜后，他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英国人“惟利是图”，对于鸦片被收缴“必不甘心”，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因此，他率领广州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将领整顿军队，修筑工事，增添大炮，认真备战。他还注意发挥群众的力量，积极倡导“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号召“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人人持刀杀之”。

1840 年 6 月，一支强大的英国远征军舰队到达中国，出现在澳门海面上。英军知道广州林则徐早有准备，便虚晃一枪，在实施了对珠江一带的封锁后，挥师北上，去攻打浙江定海。定海总兵张朝发仓促应战，用米袋搭起的工事抵抗英炮的攻击，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一个拥有 2600 人军队、30 万人口、 500 平方公里的岛屿瞬间沦丧。7 月 5 日，定海失陷，张朝发英勇殉职。英军一路追击，7 月底抵达天津大沽口炮台，将军舰耀武扬威地开到了天朝皇帝的眼皮底下。

道光皇帝自虎门销烟以来，一直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捷报”所陶醉，以为“外夷”不堪一击，只需“示以声威”，便可将他们吓走。忽然听说兵临城下，顿时大惊失色，转而求助于开禁派。他一面调任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受命调查英军内犯的原因，一面谕令驻保定的直隶总督倚善赶到天津，等候英国舰队到达后出面交涉。8 月 11 日，英军让琦善向清政府转交了

《帕麦斯顿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定宰相书》，提出了赔偿被没收销毁的鸦片、割让岛屿、增开通商口岸等无理要求。琦善为了退兵，玩弄了一场“丢卒保车”的游戏，将一切“过失”归罪于林则徐。他在致英方的信函中声称：“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鸦片，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州，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返掉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驶往广州，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① 如此说来，林则徐正义的销烟行动竟成了错误之举，英国人反而蒙受了不白之冤。9 月上旬，义律见清政府已经屈服，北上的目的业已达到，估计短期内清朝皇帝也不可能接受英方的全部要求，再加上冬季马上就要来临，英国人无法在寒冷的白河口过冬，便同意将谈判改在广州进行，英舰也全部撤回了广州。

昏庸的道光皇帝见英军撤退，总算松了一口气，并把退兵的功劳算到了琦善的头上。同时连颁谕令，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为由，革去林则徐钦差大臣的职务，并委派琦善为新任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宜”。 11 月底，倚善到达广州，中英谈判继续进行，义律为英方的全权代表。谈判依然围绕赔款和割让土地问题进行，中方拒绝了割让岛屿的要求，但同意赔偿英商损失 500 万元；而英方坚持要求赔款 700 万元，并开放广州、厦门和

① 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第 13 页。

定海三口岸通商，英国人可在通商口岸居住并享有特权。 12 月 15 日，中

方再次作出让步，表示赔款可增至 600 万元，待英国交还定海后，除广州外再加一处通商口岸。但义律仍不满足，提出通商口岸必须在浙、闽或苏、闽再增设两处，只有答应以上条件，英国人才能撤军。道光皇帝得知英国人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不由得龙颜大怒，拒绝了英国人提出的一切条件，并决定派兵前往广州听候调度。

义律在谈判桌上没有捞到便宜，便决定使用武力进行威胁。1341 年 1 月5 日，义律通知琦善，声明谈判破裂，日内即将动兵。7 日，1500 名英兵从穿鼻洋南面的一个沙湾登陆，在几名汉奸的带领下，用竹梯爬上后山，利用优势兵力，杀进了虎门前沿到达沙角炮台。在沙角炮台之战中，600 多名清兵在副将陈连升的率领下，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装备精良的英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1841 年 1 月 18 日，琦善和代表鲍鹏同义律在穿鼻洋面的船上会晤，双方达成了割让香港的初步协议，这就是所谓的《穿鼻草约》。根据这一协议，英军退出所占领的虎门沙角炮台和浙江定海，中方将香港岛让给英国人居住，但中国仍然保留在香港的征税权。这一初步协议后来一直被英国人当作合法占有香港的依据。然而，所谓的《穿鼻草约》，纯属子虚乌有，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外交讹诈而已，企图以此瞒天过海是不堪一击的。首先，这只是琦善和义律的私下交易，上面甚至没有双方的签名和印章。中国政府既不知晓，也没有正式批准，就连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也未收到草约文本，只是从英国报纸刊登的义律对在华英侨的公告中得知此事的。其次，琦善本人也否认将香港一地割让给英国，只是“代为奏恳”，有待于皇帝的批示。最后，容许在香港居住与割让香港亦不能等同。因此，这一凭证是无法为侵略者开脱罪责的。

1841 年 1 月 24 日，英军统帅帕麦下令占领香港岛。次日清晨 8 时许，英军在今天的上环水坑口附近登陆。对此，英舰“硫磺”号舰长爱德华·贝尔彻做了如下记载：“作为真正的首批占领者，我们在占领峰上（英国侵略者为纪念武装占领香港而命名，今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的大宣地）为女王陛下的健康三次干杯。舰队于 26 日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在我们的驻地升起英国国旗。司令官帕麦爵士在舰队其他军官的陪同下，在陆战队施放的礼炮和各军舰的隆隆札炮声中，正式占领该岛。”①

消息传到京城，道光皇帝龙颜大怒，大骂琦善“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负国，实属丧尽夭良”。并颁发上谕，将畸善革职锁拿，押解进京，家产查抄入宫。义律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他满

以为自己为英国立了一大功，谁知当消息传到英国时，外交大臣

巴麦尊也暴跳如雷，认为义律要价太低，亦“有负皇命”。他责备义律索取的 600 万元鸦片赔款数额太少，没有充分使用“本来就是派了去供你支配的武装力量，在未达到全部要求时就接受这些条件”。巴麦尊对于义律放弃对舟山占领尤为不满，命令其重新占领舟山。巴麦尊还认为，义律所谓的对香港的割让，其实并无保证，“条约”上既没有加盖关防章，也没有玉玺印，英国并没拥有对香港的主权。鉴于义律的过失，已不能再承担国家赋予的重任，

① 贝尔彻，《环球旅行记》第 2 卷，第 147—148 页，1843 年伦敦出版。

5 月 3 日，义律被解职，接替他的是璞鼎查。

璞鼎查原为英属殖民地印度信德省行政长官，曾参加过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来华前已在亚洲活动了 30 余年。作为一名老殖民

主义者，他信奉武力至上的原则，决定对华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1841 年 8 月到任后，他立即统兵 3000 人，率战舰数十艘，大举北犯。从 8 月至

10 月，先后攻克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1842 年 6 月进犯吴泄口，7 月攻下镇江，8 月直逼南京。他在致巴麦尊的信中，得意洋洋地写道：“现在剩下的事，就是女工陛下宣布哪些中国港口和海域将并入女王陛下的版图了。”①

软弱的清朝政府被英国的炮舰凶焰吓破了胆，道光皇帝急愉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向侵略者屈膝议和，并授予“便宜行事，不为遥制”的全权。1842 年 8 月 29 日，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英舰“皋华丽”号上，中国被迫签订了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条约共有 13 款，主要内容有：割让香港，开放广

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赔款 2100 万两银元；中国的海关税率由中英两国协定；英国商人在各通商口岸和中国商人自由贸易，不加任何限定。历史不会忘记，这一条约的签订，已是英国强行占领香港 1 年零

7 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中国人民的财富被侵略者无耻地掠夺，香港的百余年沧桑史也由此开始。

① 1841 年 8 月 12 日璞鼎查“通告”，载《中国丛报》第 10 卷第 8 期，第 4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