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

1967 年正是“文革”动乱最严重的时期，内地的极左思潮也波及到香港，使正义的反帝抗暴大罢工在许多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文革”色彩：

“大字报”是“文革”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一“新鲜事物”也被移植到了香港，在罢工浪潮高涨时期，港英总督府前凡是能张贴纸张之处都贴满了“火药味”颇浓的大字报。致使港英当局每天晚上都要清洗一次，但第二天又是琳琅满目。为此警方明确禁止张贴各种标语、语录和大字报，但仍无济于事。
“红宝书”是“文革”的又一重要特色，参加罢工的香港工人和市民几乎人手一册，在总督府前示威游行时模拟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的动作，摇动“红宝书”，高声朗诵其中的某些内容。
在报纸和街头宣传上，出现了一些“左”的口号，如有的报纸通栏标题都是：“抗暴熊熊烈火烧透臭法令”、“红旗大字报遍地扬威”、“从市区到郊区，从浅水湾到云山峰，红旗飘扬振人心”、“港英警察特务不敢轻易触动，疲于奔命，纸老虎显原形”，等等。

街上和商店里还到处摆放着羞辱白人警察和华人警察的工艺品——“白皮猪”和“黄皮狗”。

4.5 月中旬以后，出现了毁坏公共设施等行为，如推翻公共交通标志、公共汽车站牌、垃圾箱，打碎停在路边的汽车玻璃，阻止公共汽车的运行，阻断交通，甚至强迫一些商业机构降下英国国旗等。

5。7 月份以后，香港和广东交界处的冲突增加，许多红卫兵、民兵和其他群众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红宝书”，唱着革命歌曲，但并未带任何武器，越过边界，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港英政府”、“打倒走狗”等口号。港英当局派出大批巴基斯坦籍和尼泊尔籍的警察前去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各有伤亡。

当时社会上还有林彪要派两个师的兵力收复香港的传言。

一方面是香港内的骚乱，一方面是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 8 月底才逐渐趋缓，到了 11 月才基本平息下来，前后整整延续了

半年多。在此期间，有 51 名市民死亡， 800 多人受伤，被捕者超过 5000 人，爱国同胞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事件的高潮时，港九问的轮渡停航，市区交通停顿，工厂停业，商店关门，一些学校停课。整个香港地区街市萧条、繁华失色。

罢工高潮初期，广大市民出于对正义事业的支持和爱国反帝的热情，以送茶、送食物、募捐等各种行动给罢工多方面的支持，但随着时间的延长，暴力和骚乱活动的升级，市民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同情罢工逐渐转为支持香港当局维持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比如，许多家长冲破种种阻力，坚持送子女去上学；九龙、“新界”一些市区居民自动组织了“自卫组织”，防止骚乱活动在本街区的蔓延；当一批人冲入九龙红磡屠房时，这个企业的工人拿着屠刀出来维持本企业的秩序。

也有一些人对香港秩序恢复失去了信心，通过各种渠道离开香港。在 0、7、8 三个月中，离港的人数以万计，一些外资也纷纷撤离香港。

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国际城市，持续近半年的不安定局面，给经济带来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正是在 60 年代后期，台湾的经济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新加坡开始建立自己的轻工业体系，缩短了和香港的差距，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韩国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总之，香港同胞反帝抗暴大罢工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给予坚决支持是正确的。这场罢工充分反映了香港广大市民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虽然港英当局对这场罢工斗争加以镇压，但也促使港英当局不得不检讨其政策，对广大市民的利益不能漠然视之，否则将危及其殖民统治。因此，从 1968 年起，港英当局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法规，着手改善劳动福利，并专门设立了劳资关系科，协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矛盾。1971 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麦理浩就任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优先解决市民的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香港的社会矛盾。

当然，这一事件是在中国正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环境下发生的，因此，它明显地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其过程中的一些“左”的过火行为，不仅不利于反帝抗暴大罢工的健康发展，而且极大地破坏了这一斗争的声誉，影响了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然而，这种“左”的行动，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把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极左思潮混淆起来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