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香港：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1930 年 3 月 10 日，邓小平离开左江根据地到右江根据地和红七军驻地传达中央精神，在此之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红七军也退出百色，5 月中旬，蒋桂战争再次爆发，红七军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挥师攻打百色， 使这一山城重新回到人民革命政权手中。

同年 9 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奇到达右江根据地，他大力推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宣传“要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和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 并指示红七军离开左江根据地，向东发展，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 目的是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北上增援，以保证中央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然后攻占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

邓小平不同意邓奇的意见，他认为，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的统治已经恢复，红七军（这时红八军因在左江根据地受挫，也并入红七军）只有几千人，力量不足，要攻下这些中心城市是没有把握的，现在应该团结内部，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红军，壮大自卫的力量以逐步向外扩展。但邓奇以“谁不执行命令，谁就是反对中央”相要挟，前敌委员会多数成员也主张服从中央指示。11 月，红七军在攻打柳州的途中遭敌袭击，伤亡惨重；

12 月，在北上攻打桂林的途中又严重受挫。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张云逸耐心说服中央代表邓奇，果断地修改了作战计划，不再攻打中心城市，而是向湘桂边界挺进，再通过湘粤边界，向江西挺进，争取与中央苏区靠拢，同朱德、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会合。

1931 年 1 月，红七军进抵广东的乐昌县境内，得知中央已结束李立三路线。2 月，到达中央苏区的游击区一一江西崇义县境内，并与中央赣南特委取得联系，这时，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已改为团委。经团委集体研究决定，由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于是，邓小平离开崇义经香港赴上海。到达上海后，起草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地叙述了红七军的发展过程，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当年 7 月，英勇顽强的红七军，经过 7000 余里的长途跋涉和艰苦奋战， 终于到达中央苏区的于都、兴国境内，与中央红军会师。

同年 8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邓小平也前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工作，

先后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 1933 年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被迫举行长征。邓小平在长征途中于 1934 年 12 月第二次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以此身份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回首往事，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年代，在香港这片被人强占的祖国土地上，谁能知道，一代英豪邓小平，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留下了多少来去匆匆的足迹，留下了多少挫铬有力的声音，留下了多少痛心疾首的愤怒和抗议，留下了多少热切的救国豪情和沉甸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