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模式”

对于未来香港的制度模式以及如何建立这种模式，邓小平都有自己的基本思路。1987 年 4 月 16 日，他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就“一国”与“两制”、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限划分、香港政治制度的模式和发展速度、基本法的内涵与要旨等重大问题，均作了精辟阐述。

邓小平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①

在阐述了这部法律的重要性之后，邓小平又说：“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大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这了一个半世纪了。”②

小平的这些话，言下之意人们不难理解。他讲的虽然是香港现行制度，但又提醒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起草基本法要从香港的实际出发。

接着，小平又对自己的上述观点加以引申。他说：“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 他分析说：“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1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 页。

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①。

小平的话既结合中国国情，又联系香港未来，人情人理。这是听者的感受，讲者并未意尽。

邓小平又说：“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惧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②

人们听到这里，已经明白小平是在告诉大家，基本法的起草与制定一定要从香港实际出发。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香港成立特区政府，特区政府是地方政府，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何处理呢？中央要不要管特区的事呢？这也是基本法必须着重阐述的内容，也是港人极为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这中间有好心人，更有些是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邓小平对此十分关心，他在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时，针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而又循循善诱的阐释。

他说：“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①

说到这里，小平要大家“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②

说完香港一头后，小平接着又说中央一头。他说：“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③

为了具体说明自己的观点，小平还给听讲的人举起实际例子来，他说： “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0—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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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1 页。

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①

邓小平对基本法的起草和制定讲了这么多话，确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他还语重心长他说：“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

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②

总之，邓小平关于未来香港制度模式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第一，香港制度不宜全盘西化，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不赞成搞“三权分立”。第二，不赞成立即实行普选，即使搞普选，也要逐步过渡，一步一步来。第三，对特别行政区，中央要管一点。中央不去也不需要干预香港的具体事务，也允许“九七”后香港有人骂中国，骂共产党。但是，如果变成行动，把香港变成打着民主幌子反对内地的基地，那么中央政府就非干预不可。怎样干预？首先是香港特区政府干预，不一定要动用中国驻军，只有出现动乱，驻军才会出动。

邓小平的上述看法，成为中方起草基本法时遵循的原则。

然而，发扬民主的过程，就是让各方面、各阶层的人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过程。由于人们具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代表着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意见，进行各种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内地委员与香港委员之间，内地委员之间，香港委员之间，内地各方面人士中，香港各界人士和传媒中，甚至在英国政府、议会和传媒方面，都进行了不少争论。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最后都归到草委会那里，经过草委会不同层次会议的讨论、争论、妥协、合作，最后获得解决，反映到基本法里。

一般来讲，比较单一、合理的议题，草委会就容易接受和通过，比如，在讨论“新界”原居民的土地继承权问题时，由于只涉及“新界”居民，同其他方面没有冲突，所以很快就通过了，反映在基本法第 40 条中。又如，关于宗教界顾虑宗教财产的使用、继承和接受资助等问题，因为较少牵动其他方面的利益，也被草委会很快确定下来。

那些涉及各方面利益的议题，就产生了矛盾的意见，导致了大的争论。例如，对于港人自治问题、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彼此关系如何界定、尤其是政制改革问题，等等，内地委员与香港委员之间、港人之间，都爆发了很大的争论。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时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先易后难：先把容易的、争议少的问题定下来，以便打下基本法的部分基础，然后再集中精力来考虑和解决比较困难的、争论大的问题，从而使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