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英当局的残酷统治激起香港人民的强烈反抗

在英国国会 1857 年的档案里，保存着一封陈芝莲（广东新安县人）给胞兄陈桂籍（曾任晚清户部主事）的信，为我们描述了当时香港的治安状况。信中写道：“看来英夷非常小心，夜间定时打炮以维持士气。汽船及其他船只，大小不一，一共 20 艘，日夜巡逻不绝。每一家洋行，都有夷兵守卫，一

到薄暮，即准备大炮以为防卫。警察以 18 人为一队，出巡各街道，巡至认为危险地带，即集合更多的人数，先行放枪，才敢前进。”

为了巩固在香港地区的统治，港英当局开始逐步建立一套殖民管理体系。 1842 年 2 月，璞鼎查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总部从澳门迁到香港。次年

1 月，又将原来设在广州的英国驻华司法院迁到香港，改组为香港法庭，由璞鼎查兼任裁判官，用英国军法审理案件，负责审理在香港和大陆以及中国沿海 100 海里以内公海上的犯罪。 1843 年 6 月，英国在香港正式建立了总督府，璞鼎查被任命为香港第一任总督，并宣布成立行政局和立法局，协助总督处理政务。

针对香港地区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璞鼎查建立了治安委员会，委任有地位有身份的英国人为治安委员，协助港府维持社会秩序。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限制华人的活动，包括夜晚 11 时以后不许上街；对不服从治安委员会管辖者处以 3 个月监禁；入夜后 在街上行走须携带通行证和灯笼照明，以便警方识别身份；每晚 10 点至清晨 6 点每个中国家庭和店铺都要在自家门前悬

挂灯笼，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和店名；晚 9 时以后，除持有港英政府发给的特别许可证者外，任何华人不得行船等等。

1844 年 7 月，香港警察总署正式成立。特以每年 500 英镑的高薪聘请伦敦高级警司查理士美来港主持总署的工作，并在境内外招聘警察队伍。在首批招募的 171 人中，有欧籍人 70 余名，印度人 30 名，中国人 50 名，其他国

籍 20 余名。后警力不断扩大，便以英、印、华、鲁（山东省威海卫人）、俄五个系列组建了 A、B、C、D、E 五个队伍，加强巡逻，负责香港治安。

与此同时，对中国人行动的限制和迫害也进一步加强了。港英当局严格限制中国人的居住和经商范围，沿维多利亚港湾的中间部分和半山区都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居住区，中国人不得在此建房居住。从璞鼎查街到花园道之间， 都是洋人经商区，华人店铺不得开设；华人经营区被规定在维多利亚城的东西两端，不能越雷池一步。对华人滥用刑罚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在香港岛上环的后面，有一个被称为“十王殿”的地方，就是当年港英政府对中国居民进行处罚和鞭笞的场所。行刑时，“犯人”被脱光衣服，执刑人用一根浸过煤油的麻绳鞭抽打“犯人”的后背，直到皮开肉绽为止。除鞭笞等刑罚外， 还有游街、站木笼、戴枷锁等惩罚措施，中国人稍有过失或对洋人有所冒犯， 就被处以刑罚。

香港人民对英国当局的歧视和压迫政策进行了坚决的反抗。1844 年 8

月，香港立法局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岛上居民，不论洋人和华人，一律要向总登记官领取登记证，每年交费一次，华人居民对这种“人头税”怨声载道，并发动了罢市和罢工。这次斗争坚持了 3 个多月，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修正此案，取消了登记费。同年，港英当局又以防止盗贼为名，颁布取缔船艇规则，对华人施行严厉管制，激起了船民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返回内地，使香港的交通运输一度陷入瘫痪，英国人只好将这一规则取消，另行颁布海港安宁条例。1856 年，港英政府不顾中国居民的生活习惯，硬性颁布了

《华人屋字及妨碍公安条例》，对中国居民屋字的门窗及间隔式样都作了新的规定。中国居民强烈反对，而港英当局置之下理。愤怒的中国人举行了总罢工和总罢市，并举行集会提出了修改公安条例、制止敲诈勒索、不得随意对华人动用私刑、不得随便拘捕和驱逐小贩等要求。面对齐心协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中国人，港英政府急忙调动军队前来“维持秩序”，并被迫全部接受了华人提出的要求。

在所有的反抗斗争中，影响最大的是以下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