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虚实 拟派港督访北京

70 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并没有宣布放弃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的政策，但是，一些人却开始对香港的前途担心起来。

在香港，一般人是不会对前途担心的，因为中国政府早已表示，“长期打算”的底线是 1997 年。而 1997 年离当时还有近 20 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所以用不着那么担心！

然而，对于准备向香港投资的中外大财东们， 1997 却是个很近的年份。特别是人们最热衷的土地投资，虽然利润极大，却是一项长期性投资。对他们来说，一二十年是个很短的时间。所以，1997 这个年限已经对他们的投资行为造成了巨大的限制，迫使他们把资金只投向短期项目，对那些投资大、周期长的项目则不敢问津。

毛泽东在世时， 1997 这个年份就已经开始影响香港的投资者了。

1976 年 3 月 26 日的英国《卫报》发表一整版“特写”，报道香港投资者当

时的行为和心理。文章说，因为到了 1997 年“新界”租约期满，香港将归中共管辖，所以投资者都作尽快归本的打算。而对于长期性的投资没有兴趣。因此，香港可以得到急功近利的经济兴旺，但长期的繁荣是难以保证的。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英国政府首先向邓小平提出了他们过去一直避而不谈的香港前途问题。

英国以前不提香港前途问题，是为了继续占据它，现在由于形势所迫， 不得不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是为了长期保持对香港的统治权力，因为香港对英国来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经济上，香港是英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商业据点，在政治上，香港是英国对华关系的一枚棋子。70 年代以来，英国对香港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视。从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初正好是麦理浩任香港总督。他曾表示，香港可能成为伦敦通向北京的一道“桥梁”，或者成为一种“障碍”。他上任后，还是力求使之朝前者的方向发展的。1972 年中英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后，港英政府把同中国的关系作为整个中英关系的重要一环来处理。其目的有二： 一是以此配合英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二是英国从远东撤减驻军后，使香港成为英国推行远东政策、维护和扩大它在东南亚利益的一个基地。

总之，在所谓“九七大限”临近之际，英国不能不为保全香港这个“会下金蛋的鹅”而想尽一切办法。选择合适的人来向中国挑明这个问题，进而诱使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当务之急。

经过一番思量，英国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来担负投石问路的任务。

麦理浩是一位有建树的总督，他自 1971 年就任总督以来，为香港民众做

了一些实事。比如，他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居住问题，大得中下层港人的民心；他创立廉政专员公署，使港府在廉政建设和端正社会风气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他还实施新市镇发展计划，开通海底隧道、地铁，大量增设港府医院和辅助医院，推行 9 年免费义务教育，设立工业发

展委员会、消费者委员会、香港训练局等。香港经济在 70 年代的骄人表现， 与麦督是无法分开的。所以，香港舆论称赞他把香港带进了“麦理浩时代”。

作为第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总督，麦理浩对 1967 年形成的内地与香港间的

巨大隔阂也作了一些努力，使内地和香港关系迅速不断升温，到 70 年代未已达到十分密切的程度。他提出了与内地“经济合作，双方受益”的口号。

英国政府选择麦理浩向邓小平提出 1997 问题，不仅因为他的身份适宜， 而且由于他正得到一个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1978 年 12 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香港。李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正式访问香港的第一位部级官员。

在总督府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外贸部长对香港大实业家们说，希望他们“帮助加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李强还向世界银行家们宣布，中国“需要几百亿美元的外汇来支持实现现代化计划，香港在这方面会发挥作用的”。

李强访问香港，是两地关系非常密切的象征。为了促进这种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李强在总督府午宴上邀请麦理浩访问北京。返回北京后，李强又向港督发出正式邀请书。中国政府热情邀请麦理浩总督，希望与他商量大陆与香港合作，尤其希望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香港，在中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发挥重大作用。

中国外贸部长对香港总督的邀请，可以说是个天赐良机。英国政府不会错过机会，只让麦理浩作个走过场的官式访问。它要抓住时机，让总督麦理浩试探中国领导人对 1997 的态度，一来可以向香港的投资者作个交代，稳定他们的信心；二来为外交大臣访华起到某种探路的作用；三来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态度，确定今后管治香港的策略；如果中国政府决定于 1997 年收回香

港，那么英国今后就得做“殖民撤退”的准备；如果中国政府同意英国在 1997 年以后继续管治香港，那么英国还可以在香港一切照旧。

1979 年初，英国外交部研究了麦理浩访京的安排。他们计划让总督同中国领导人主要谈三方面问题：第一，香港与广东的关系问题；第二，香港在中国的现代化中的作用问题；第三，也是总督访京的主要目的，即趁机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问题。

英国决策者感到前面两个话题都好谈，只有香港的前途问题太敏感，需要仔细研究出一个万全之策。

经过左思右想，智囊们终于提出一条计策：麦理浩访问北京时不直接试探中国领导人对香港前途问题的态度，而仅仅提出“新界”的土地祖期问题， 也就是只提出一个商业性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并强调英国此时不想谈1997 年之后英国的管治问题，而只是试图从香港的利益出发来促进对其长期的投资。

麦理浩还建议，可以设法使中国领导人不再提 1997 这个租借到期日，比如对有关土地的租约问题，劝中国领导人同意用“在英国管治这个地区的期限内有效”的声明，来代替 1997 年 6 月 27 日这个香港土地租约的到期日。其目的是要使香港继续置于英国人的管治之下，永远脱离祖国的怀抱。

一些英国决策官员对会谈结局持乐观看法。他们觉得，邓小平很讲道理， 注重实际。此外，主管港澳事务的负责人廖承志与邓一样，富于灵活性。然而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绝不会在涉及祖国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让步！他后来同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和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几次谈话中所表现出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坚定的立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他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①

同时，英国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采取澳门形式，因为葡萄牙想把澳门交还给中国，中国不仅没有接受，还请他们再管一个时候，所以，英国想同中国“续约”。

确定港督访京试探中方关于香港问题态度的策略后，英国外交部又要求对访京的内容绝对保密，以便防止邓小平一旦否定英方的要求，使英国失去其在香港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