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杰弗里·豪谈过渡期问题

7 月 27 日下午，杰弗里·豪到达北京。第二天，外交部长吴学谦与豪举行会谈。在上午的会谈中，双方商讨了协议文本、联合委员会等问题。

这天中午，英方接到周南的一个提议。他对柯利达和高斯沃西说，中国

认为香港问题谈判已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中方将作出最后的重要决定。为与英方在 9 月达成协议，中国准备对主要争议问题作出妥协特别准备接受英方关于限制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等多数要求。但如果英国外交大臣不准备在此时此地利用这个机会，那么中国就会撤回妥协的考虑，谈判将实际上结束了。

在钓鱼台国宾馆，英方紧急研究周南这个突如其来的提议。柯利达认为，这个提议是郑重的，它提供了英国所能希望的最好条件。当豪继续同吴学谦会谈后，柯利达回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起草发给撤切尔夫人的电报，说明了周南的提议，建议她授权豪以此为基础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傍晚，当吴学谦在钓鱼台为豪举行宴会时，首相复电到达，同意按柯利达的意见办，让豪全权处理，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7 月 29 日上午，吴学谦与杰弗里·豪继续会谈。在联合委员会问题上，吴学谦采纳了英方提出的多数意见，将其易名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明确规定它是“一个联络机构，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应在 2000 年 1 月 1 日之前结束工作（撒切尔夫人当时写信给中国总理，坚持联合联络小组应该跨越 1997 年，以便在香港政权移交之后继续发挥维护人们信心的作用）；它

于 1988 年开始设立，并轮流在香港、伦敦、北京举行会议。

当天下午，伊文思和周南及其他谈判代表团成员举行会议，磋商协议文本，商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事宜等。魏德巍和弗雷德·布柔斯与周南讨论协议主体部分的措词，一直到晚饭时才结束。

7 月 30 日上午，中国总理会见杰弗里·豪，并对豪于会谈关键时刻来访

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外交大臣这次访问同 4 月的访问一样，都给中英关于

香港问题的会谈提供了新的动力。两人在会谈中主要商定 29 日拟就的协议草案，协议主体对“十二条”方针政策的规定以及将来以基本法体现这些政策的提议；关于英方继续管治香港至 1997 年 6 月 30 日，在此期间中方予以协助的规定；关于协议及其附件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等等。至于土地问题、协议的批准、国籍等较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继续磋商解决。

第二天上午，刚从北戴河休养返回北京的邓小平会见了杰弗里·豪，他为几天会谈取得的巨大进展感到高兴。会见开始前，他对中外记者说，豪外交大臣同中国领导人谈得很好，效果也很好，值得祝贺。他还向豪展示自己晒黑了的皮肤，风趣他说，你看我都变成了非洲人了。

会谈中，邓小平表示赞同已经达成的重要协议。他还重点谈了对 13 年香港过渡时期的担心和对英国的希望。他说：“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①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 页。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②

.邓小平还指出：虽然“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③

英国外交大臣向邓小平表示，英国政府愿意与中方合作，以保证香港在今后 13 年里继续繁荣和稳定。

邓小平与杰弗里，豪的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邓小平表示信任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希望撤切尔夫人来北京正式签字，并希望英国女王访华。他还对陪同豪参加会见的英方阵容颇感兴感，并开玩笑说，我被王国的这么多爵士包围了。豪回应，中英会谈如果没有周南，就会像“没有茅台酒的宴会”。

周南在会谈后陪送客人去飞机场，他吟咏了宋代诗人陆游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句含蓄地点明了中英谈判业已取得的重大进展。

7 月 31 日下午，杰弗里·豪离京飞往香港。8 月 1 日，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中英双方在达成有关文件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意见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这些文件将会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清楚和明确地列出对香港前途的各项安排。他详细介绍了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尚在继续商谈的问题，如土地、民航和国籍等，同一天，中英双方公布了成立联合联络小组的协议。

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访华活动，对推动谈判起了积极作用，中国领导人对豪作了高度评价，撤切尔夫人也对他大加夸赞。她说，“虽然我们对谈判的可能结局有时发生争吵，但杰弗里总是善于推动谈判的实际进程”，他与柯利达等 4 月和 7 月的两次访华，“成功地达成了在联合联络小组问题上的妥协”；他经过“耐心的会谈，最后保证了协议的达成”，“使我们重新获得中国人的信任，因而为我返回北京签署联合声明铺平了道路”。

的确如此，杰弗里·豪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直接对话，双方从大局出发，互谅互让，保证了香港问题谈判的成功，为中英关系全面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契机。

杰弗里·豪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取得了重大成就，双方就联合声明的文本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基本达成了协议，谈判取得了突破。7 月 31 日的《人民日报》对此评论说，会谈取得突破的原因是，双方都发扬了以大局为重、以长远利益为重、以友谊为重、互谅互让的合作精神。评论还说，希望双方继续发扬这种精神，使之成为中英关系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从而使中英关系进一步全面发展，并出现新的高潮。

从 1984 年上半年至 1989 年初夏，或者说在香港前过渡期里，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的合作精神成了中英关系的主旋律，维多利亚港湾风平浪静。然而，邓小平对英国人的担心却在香港后过渡期得到了应验。这也没有什么。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7—6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68 页。

总设计师与第三代领导人一道，处惊不变，应付裕如，经受了重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