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也是企业投资海外或国内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因为，任何投资决策都是一定组织所作出的。理查德·M·科特和詹姆斯·G·马奇所著的

《企业行为理论》，把组织看作为决策制定个体的联合体。这些个体在组织框架内如何进行决策，是由下列有关概念来描述的。

决策因素。科特与马奇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有三个主要要素：目标、预期和选择。决策的目标是通过参与者的正式或非正式讨论形成的。决策目标的方向及其热切程度，受到决策制定个体的联合体中成员更换的严重影响。特别是，组织主要领导者的更换，往往会使组织的决策目标有所改变。

联合体成员形成的预期是所收集到的信息的函数。因此，信息搜集系统、信息的提供及可获信息的范围的变化，都将影响企业预期。如果某公司（如汽车制造公司）的董事长新装了一个信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能收到每天的

销售数据，而不是每周结束后 10 天的周报告，那么，企业的预期，也即对汽车世界的看法，就会与原来不一样。

科特和马奇认为：“选择”是对一个问题的反应，并受应付不确定环境的标准经营规则的影响。他们假定多重而且是变化的目标，选择过程就是为了得到一个能最低程度满足各种目标的可接受的决策。

有关概念。科特和马奇认为，有四个有关的概念影响“目标——预期——选择”这一决策框架：

“矛盾半解决”存在于他们提出的框架中，那是因为，部门化的理性往往胜过集中决策的单个思维。通过基层理性，采取可接受的程度决策原则（最低或较好标准而不是最大化）以及组织内各层次对目标的连续关注，就可减少潜在的矛盾。由于时间原因，制定决策要调解联合体成员间的异议。

解决问题办法的“寻找”，是受决策过程影响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是被激发的，带有主观性和倾向性。问题引起寻找过程，以发现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解决办法是在问题本身的附近或最明显的可选择的领域中寻找的。如果这个程序失败了，就扩大寻找过程，直至找到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组织的学习”是组织的适应过程。企业根据过去的业绩、预期和同类

组织过去的业绩调节目标。组织需调节寻找规则。因为，如果寻找不成功，寻找规则本身就要作修改。

“避免不确定性”是采用短期“灭火技术”（fire-fightingtechniques），在问题出现后解决问题的组织所采取的行为。

在对上述“科特—马奇框架”作了扩展之后，卡特（Carter）建议：1）决策的多重组织层次。在“行为理论”中，强调单层次或多层次联合体，是为了避免讨论个体群对决策制定的影响。例如，参与者从上层接受了指令性的目标系统，然后根据他的兴趣和偏好修改，再传给下层。这样，最后形成的是经过高度“过滤”的目标。决策通过许多组织层次的过程，影响了决策的效果。2）双边磋商。与多层因素有关的是预期项目业绩。联合体的最终预期是企业内各层次持续磋商的结果，而不是任何小组的意见。 3）不确定性与目标。企业的目标与企业总体环境的不确定程度和特定项目预测的不确定性有关。在战略决策中，企业可以通过目标的部分调整来应付不确定性。这样，报酬率最大目标就会导致公司分部提出新的项目。 4）“寻找”的刺激因素。除了问题，还有很多因素引起“寻找”。这些刺激因素中的一部分可能是：一个经理为达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目标；一个高层经理让企业进入新领域的决策；经理的更换；机会导向的寻找；等等。

通过讨论“企业行为理论”，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些概念对企业国际经营的影响。例如，联合体成员的变化对企业的目标和选择过程影响重大。英格

（England）和李（Lee）发现，在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经理中，对组织的协调、成长、收益等追求的优先次序互不相同。美国经理们的主要的最大化标准是生产率、组织效率和利润最大化。日本经理们的主要标准是生产率和组织成长。卡特认为，美国经理们对现金流量作为决策标准的兴趣不如欧洲经理，但所有经理都强调每股收益的增长。这样，当企业向外扩张时，来自其他不同文化的行政人员的加入，会改变决策标准和决策过程。

斯通希（Stonehill）在对 5 个国家 4 个行业的 87 个企业经理调查中发现，公司官员的主要目标是使公司的总收益（法国、日本、荷兰）或每股收益（美国）最大化。他们认为，国家文化因素和制度限制，将促使经理们关

心其他因素而不只是像大部分财务教科书所述的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与科特和马奇的概念相一致，经理们赞成使他们保持控制井使企业成功的目标。他们也发现，负债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财务风险，而不是一国或行业的风险因素。

这些因素削弱了只建立在报酬率标准上的财务评价的影响。这些组织的实际情况很重要，往往对所评价的项目的类型和适用标准有巨大影响。

在对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的一项分析中，美国国家产业委员会的调查发现，支配决策的主要标准是对市场的关注。企业也常常参考投资报酬的一些目标，但这种报酬的衡量很简单，常表示为销售额的百分比。这样的战略并不与前述的经济目标相矛盾。失去市场可能就是失去财务报酬。海外投资决策的制定，既是为了防止经济损失，也是为了从其他地区可得到的机会中获利。类似地，市场垄断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伴随盈利能力而出现的。盖尔

（Gale）提出了关于 106 个公司的抽样回归分析。他为这些公司评价作为报酬率解释变量的市场份额、企业规模和集中度这些因素的影响。他把报酬率定义为一个五年期的帐面净收益，并按不同企业的财务杠杆调整。由此，他证明了他的假设：高集中度产业相对低集中度产业；中等成长产业相对高速成长产业；较大企业相对较小企业；高集中中等成长产业的大企业相对其他所有企业，市场份额与获利能力间的正相关程度更高。他指出，这项研究的发现，将证实我们认为的相互作用在决定企业和行业业绩中起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因此，他的结论是与企业试图进入特定市场，以期通过取得垄断市场份额而获取更大长期盈利能力的战略相一致的。

强调市场战略的一个范畴经常表示为产品生命周期。简要地说，韦侬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认为，由于市场日益广泛的渗透和足以减少公司追加投资报酬的竞争压力的增长，公司将被迫寻找未开发市场。因此，生命周期方法就是一个动态的商品供应垄断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一地边际利润的下降导致企业走向国外。企业可以先出口，当出口市场受到竞争威胁时，就全部在国外生产。

阿罗尼（Aharoni）发现投资以色列的主要公司的决策过程，是由产品生命周期和当项目向上“过滤”时关注组织不确定性这两者共同支配的。组织不确定性的关注是一个“过滤”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决策过程中成功的个人减少并消除与项目或决策相关的风险因素。这项研究加强了财务/经济因素和组织/行为特征在国外投资决策过程中的调和与交融。

阿里伯（Aliber）强调大型跨国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优势。

这种进入，在评估项目时允许较低的折现率，从而比许多没有这样的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国内企业就具有优势。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两个高层官员曾从下列五个方面对该企业海外投资进行评估：①稳定市场而不是卷入剧烈的竞争；②分散资产；③巩固专利权；

④满足民族感情；⑤增加美国出口。

这些评估与前面讨论的内容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