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派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朱子学说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

①哲学上的“理气二元论”。朱子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①显而易见，他认为宇宙间万物皆由“理”和“气”所构成，但归根到底，“理”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这表明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朱子所说的“理”就是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及道德规范，即董仲舒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他称之为“天理”。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任何人都不可违背。他完全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儒家学说，所不同的是把儒学的伦理道德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加以哲理的解释。这样，他就把哲学上的“理”与伦理学上的“三纲”“五常” 联系在一起了。

②人性论上的“性即理”说。在论述人性问题、人性与宇宙本体的关系上，朱子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就是理与气混杂，有善与不善之别。“天命之性”就是“理”的人格化，即至善。合乎“天理”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善，不合乎“天理”的思想和行为就是恶。他还把阻碍“天理”的“气质之性”称之为“人欲”。指的是一切违反封建主义政治伦理道德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他还认为，“气质之性”人皆有之。但有清浊之别，多少之差。清明者则为圣贤，混浊者则为愚凡。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人通过修身的功夫能够陶冶气质之性，通过读书学习能够改变气质之性，使混浊变为清白，使愚凡变为圣贤。这样，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改变气质之性，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即通过教育发扬人固有的仁义礼智等善性，使人成为圣贤，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③在治学方法和教学方法上的“居敬”与“穷理”。所谓“居敬”（或称“主敬”，并不是“万虑休置”、“闭目静坐、耳无闻、目无见、不接事物”；也不像道士打坐、和尚念经那样，万虑皆空。朱子主张的“居敬”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收敛其心、不敢放纵”，即“内无妄想、外无妄动”， 通俗地说，就是在修养德行和读书学习中，要主一无适、专心致志，不胡思乱想和随意妄动；另一层意思是“守于此而不易”（固守不易）“成始成终”、持之以恒。这是一种主观努力自我修养和自我学习的方法，所谓“穷理”就是“格物致知”，通过读书和“格物”的途径以“穷理”。朱子认为，读书的根本，在于真正弄懂所谓的“天理”，而要弄懂“天理”，关键在于读书。由此可见，他所说的“穷理”就是读儒家的经书，按照书本中的教条去行动， 以实践封建伦理道德的“义理”。概括地说，朱子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包含学习研究书本知识以及修养磨练德性两个方面，他把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看到了智育与德育间的联系。这是朱子教育主张中的合理因素。但是，朱子所说的读书学习只限于读儒家的典籍；他所说的道德只是指“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而言。他的治学与教育方法与其“明

① 《性理精义》，卷十。

人伦”、“存天理”、“灭人欲”，学为“圣人”的教育目的密切相关。 朱子学说传入日本后，刺激了日本的政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终于在日

本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形态出现，形成了日本的儒学。可以说，日本真正的儒学形成于对中国宋学的研究，而又以研究程朱学说为主；最早出现的日本儒学家就是研究中国程朱学说的朱子学者。他们的研究，是和儒学的传播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他们几乎又都是宗教家、教育家。

在幕藩体制确立以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和商业——高利贷资本主义的增长，医学、药学、数学、经验自然的研究都有了勃兴的苗头。1644 年以后的 50 年间，是德川幕府最太平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武士文明极盛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在武士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各地开始建起以儒学为中心内容的藩校，有些藩主尊俸儒学，被誉为儒学的“明君”，儒者中出现了参予藩政、大展经纶的人，此乃此时期的特点。

在儒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导致正统学派朱子学的兴起，还导致了阳明学派、古学派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