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教学

①莫斯科大学。1755 年开办，共有 3 个系：哲学系、法律系和医学系，并有 10 个教研室。此大学与西欧各大学不同，它没有神学系，也不依附于教会。大学内设有大学委员会来领导全校工作，其组成人员是校长和教授。当时规定招生 100 人，并许可招收贵族和“平民”的子弟。而处于奴隶地位的农民则不准进入大学。教学主要用俄语进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使该大学成为俄罗斯文化、科学和教育的中心。

②莫斯科大学的附属文科中学。罗蒙诺索夫由关心大学事业。继而坚决主张在大学内附设中学，以便从一切阶层中培养大学生。他在著作中写道：在大学内必须附设文科中学，否则就像没有种子的耕地一样。曾允许开办大学的元老院代表贵族地主利益。反对在大学内附设文科中学；后来决定建立

两个文科中学：一个是贵族的，另一个是平民的，农奴除外。贵族文科中学在物质方面较有保障，贵族文科中学按照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活动选修文科中学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学科。

贵族与平民文科中学之不同点，在于贵族文科中学添设有 18 世纪的典型的贵族课程：舞蹈、击剑、仪表等。然而贵族文科中学很快就不存在了。1779 年，在大学内附设了贵族学生公寓，较受欢迎。1758 年，由于莫斯科大学教授呈请在嘉桑开办了一所文科学校，培养了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地方的贵族青年与平民青年升入首都的大学。18 世纪 80 年代，在莫斯科大学的协助下，莫斯科市共创办了 17 所初等普通学校，在市内每一区设立了一所。

③伊·伊·别茨考伊的教育观点。伊·伊·别茨考伊（1704—1795 年）认为：能够用教育“新型的人”的方法，造就“待农民以仁，治国家以义” 的有学问的贵族，并养成能发展工商业和手工业为平民知识分子即“三品人”。他过高地估计了教育的作用。指出“教育是一切善与恶的根源”，他指望由教育所形成的“新人”改善社会。别茨考伊认为：道德教育，即“人心的教育”的主要方法，是给儿童深深地灌输“敬畏上帝”的思想，把他们与周围不道德的环境隔离开，并给儿童以良好示范。他主张培养儿童热爱劳动，养成他们不游手好闲的习惯，使他们成为永远是有礼貌的、而且对贫困和不幸深表同情的人。他说：“还应当培养儿童爱清洁和节俭的习惯，并教他们如何料理好家务。”他还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的主要手段是新鲜空气，以及从事正当的娱乐和游戏，以便把思想永远导入兴奋状态，同时根除那些可以称作烦闷、苦思和悲哀的东西。他要求在家中遵守整洁习惯，进行体操和劳作以发展儿童体力。

他反对死记硬背。他警告说，强迫儿童学习会使儿童迟钝。他主张绝对禁止体罚。他说，这永远应成为法律。并严格规定，不论何时，不论为了什么，都不应打儿童。他坚决主张仔细选择教师，因为他们要代替儿童的父母。他要求教师都是俄国人，而且要“心地善良堪作模范”，但他并未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教师的质量。别茨考伊是女子教育的拥护者。他强调指出：妇女在幼小儿童教育事业中的作用。他说：必须在社会中造成尊重妇女的风气，把她们尊为母亲和教养员。

④俄国的教养院。根据别茨考伊和莫斯科大学教授巴尔索夫二人所共同拟定的《教养院总计划》，于 1763 年在莫斯科开办了俄国第一所教养院。别茨考伊被任命为该院院长。

教养院的学生分以下各种年龄阶段：由 2 岁至 7 岁，由 7 岁到 11 岁，由11 岁到 14 岁。2 岁以前的儿童由保育员照管，此后就转入《公共活动室》中，用适龄的游戏和劳作来教育这些男女儿童。

7 岁到 11 岁儿童继续劳动教育：男孩子学习园艺工作和手艺，女孩子学习编织、纺织和刺绣花边。儿童在这个年龄时期中便上了学，在学校中每天共学习 1 小时，只学习识字和计算等。

在 11 岁到 14 岁时期，教男孩子学习菜园和花园里的工作，女孩子学习管理家务和烹调，缝纫与熨衣的技能。学生们在学校中学习教义问答，算术、图画和地理。授与他们的知识范围很有限，只有少数一些被认为具有特殊天分的学生例外。在每一种年龄段内，儿童又分作 3 班。列入第一班的是那些

表现了极大的学习才能的儿童。他们可以学习大量的学科，到了 14 岁时，根据学习成绩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和艺术研究院继续学习。自然，在农奴制度的

条件下能进入这一班的儿童是很少的。教养院中的学生多数都被预定要从事艰巨的体力工作。在手艺作业中表现有技巧的儿童列入第二班，培养他们去做某种手艺的熟悉工匠。那些似乎只能去做粗笨家务工作的儿童则列入第三班。等到住院期满时，就派他们去作商人和地主的家童。他们悲惨的遭遇，曾被当时政府所规定的法令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根据这个法令，凡由教养院出来的青年男女不能把他们变作农奴。

法令载明：如果教养院的男学生要同农奴女子结婚，或女青年要嫁农奴，他们必须使自己的配偶和未来的子女获得自由。

抚养孤儿和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机关，当时是靠着各种方法募集的慈善经费，其中也包括富人和皇族捐助来维持的。富人和显贵们则是为了巩固剥削制度，而行“善举”的。最主要的一种想法就是要消除由于无家可归、无以为生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人所造成的威胁。另一些慈善家们的行为则是想在生前得到荣誉；或死后升入“天堂”。别茨考伊和巴尔索夫所制定的教养院工作章程与文件虽已迎合了女皇及管辖着教养院的教养协会的其它会员的虚荣心，但“慈善家们”和“施恩者们”依然没有认真注意遵照这些文件中所表达的那些要求。

住在教养院里的儿童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特别是从别茨考伊被叶犬特琳娜免职之后更是如此，有时在教养院中收容了很多的儿童，某些年代曾达到了 1 千人。集中这样大量的儿童在当时医学条件下，死亡率必然高得惊人。

在 1764 年，524 个儿童中就死亡了 424 个，有时 100 个儿童中就要死亡

83 到 87 个，而有时要在 90 个以上。

从 1772 年起，教养院为了防止幼儿的死亡，不得不出资将乳婴期的儿童送农村抚养，但这也没改善儿童的悲惨境况。沙皇的慈善机构拨给教养院的物质资料极其微少可怜。加上一般公务员与官吏侵吞公款与贪污贿赂之风极为盛行，教养院的学生们甚至得不到应得的区区营养品。在教养院工作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些学识浅陋的人，他们的工作报酬很微薄。教养员们在对待儿童的态度中往往表现出粗野与残暴，他们完全违背了别茨考伊所制定的人道主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