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 述

从 1640 年到 1789 年，这一段历史，就西方而言，在政治制度上，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而在思想文化上，则是从文艺复兴向启蒙运动的转变。

到 17 世纪后期，建立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已见诸于欧洲。这一时期的两大活动——国家间的贸易竞争和殖民地的扩张——直接决定于统治阶层在国家旗帜下保护其利益的能力，以及国家为增加财富而鼓励贸易活动的愿望。于是，伴随着近代世界出现的，不仅是君主们、国家、商业发展，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也出现了师范教育、教育普及、教育立法、独立型态的教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新闻和报业的产生与发展。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文化精英们日益认识到人类征服自然界，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能实现的。从 17 世纪后期开始，这一认识就成为西方思想的基础。

科学革命对近代世界观的形成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对自然界的新的、机械论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使西方人能够以数学的形式发现和解释自然界的规律。他们开始把自然界看成是纯粹的物质结构，而这种物质的运动则产生于空间，可用时间衡量，并且受着力学法则的支配。这种具有哲学意义的精巧结构使得物质世界不仅成为可知的，甚至是可以驾驭的。

科学革命也带来一种崭新的、科学的方法论。由于伽利略、哈维、波义耳、牛顿等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成功实验，西方科学获得了观察与实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是西方科学的特点。到 17 世纪后期，如果不对自然现象的变化进行严格而系统的实际观察和实验，就无法对物质状态的任何方面进行严肃的研究。作为理解自然界的机械论学说和严格的方法论，为近代科学家提供了解开自然奥秘的钥匙。

科学革命的成果，不仅加速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崩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这些成果也进入到学校教育的课程，并且，作为一种方法论影响到教育科学的发展。

新科学的方法论，在使西方思想脱离中世纪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轨道，进而转向对自然界和人类问题的研究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于是， 到 17 世纪后半期，科学日益成为新教教派的事业。一些主要的新政国家，如英国和尼德兰，给予较大的学术自由，出版业也比较自由。事实证明，科学与强调个人奋斗，利用自然界获取物质财富的新教思想更为吻合。

逐渐地，牛顿的科学成为西欧的科学；自然世界是机械的、可分析的、有规律的、并被数学验证过的。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果，有思想的西方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相信；自然界是可以被征服的。力学——应用于运河、发动、机械泵和杠杆——成了工业的科学。这样，科学革命在思想和物质两个方面，为近代西方的两步重大发展——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18 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批知识界精英表现出对理性力量的最大信任，力图对欧洲的制度和信仰作出理性的分析。17 世纪科学革命的种种发现，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创造的实验方法， 以及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对启蒙运动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科学革命表明， 宇宙间的秩序和可用数学加以证明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起着作用。启蒙运动

的思想家们（又称哲学家）则认为，用类似的法则和理性来审视人类社会也是可能的。

18 世纪后期，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年）称启蒙运动为“让光明照亮人类思想的黑暗角落”，驱除无知和迷信的运动。这里，康德道出了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方面，即强调个人应该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 而不依附于任何学派、教会和学院权威。

启蒙文化是依靠印刷出版业作为宣传媒介的。通过这一渠道，启蒙哲学家们在欧洲一些主要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借助于这些印刷文字的力量，启蒙哲学家们得以直接在知识界和城市普通民众中倡导改良运动。在论文、月刊、小说中，甚至在一些偏于黄色的匿名故事中，他们抨击 18 世纪社会的种种弊端——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贵族的腐败、酷刑、恶劣的监狱条件、奴隶制、侵犯人权等等。

启蒙哲学家们对现存制度，特别是教会和教士们的抨击，虽然不是全新的，但却是极其大胆的。事实上，启蒙哲学家们谴责了中世纪文化的各个方面。因而，从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近代自由思想，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同经院哲学，同教士，以至后来在一些地区同基督教本身对立了起来。启蒙哲学家们表达了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他们拥护人道主义，为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而斗争。启蒙哲学家将这些价值观念同非宗教倾向和对人类进步的信仰结合起来，如果不是界定，也是帮助形成了现代观念。

在教育领域，多数欧洲学校的实际状况，与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想相距甚远。1762 年，有一法国作者估计，在法国，不足十分之一的学龄男孩在接受适当的教育。而法国是当时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到 1789 年，大约半数男性和约五分之一的女性受过教育。

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们（这些人抨击中世纪的来世思想，强调个人成就和现实生活）开创了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启蒙思想便是这种趋势的最高峰，启蒙运动同时也是带来新的探索和验证方法、反映人类智慧的力量和自信的科学革命的直接成果。如果说自然界是自主的，即根据自然法则行事而无需神力干预，那么人类智慧也同样能够自主。借助自身的力量，人类将发现那些操纵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

启蒙思想家们力图运用理性来分析自然界、政府、宗教、法律、经济和教育，而不愿借鉴任何基督教教义，彻底摈弃了宗教界拥有圣贤的论说。启蒙思想家同中世纪关于人生来就堕落、关于天堂是生命的真正归宿、关于人的价值和标准来自一个更高实体等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决裂，代之而起的是他们对个人的潜在价值的强调，是将好的现实生活视为生命的真正目的，是坚信个人能够通过理性之光完善自身和社会。因而，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教育思想的特色，是人文主义、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爱尔维修和狄德罗。

在东方，随着明朝的衰亡，中国在历史上第二次遭受异族入侵者征服的灾难。17 世纪初叶，满族在黑龙江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军事组织。满族是五百年前曾同宋朝皇帝平分中国的女真族的后裔。满族大军乘明朝内乱、国势衰微而席卷满洲，节节南下，于 1644 年占领北京。满族的首领已经在几年以前废弃了部族的“可汗”称号，改称“皇帝”，并采用汉字“清”（寓有澄清和纯净之意）作为国号。满清皇朝一直延续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但在建立初期却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政权才得以巩固。

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从一开始，满清皇帝就着手采纳被统治的汉族人民的文化、习俗和制度，按照原有的传统进行统治。在文化领域里，满清时期是极为多产但缺乏创新的时期，而且可以说，总的趋势是向死气沉沉以至腐朽没落的方向发展。虽然整个中国文化仍然保持着高水平，甚至是灿烂辉煌的，但主要是因袭前几个世纪的风格。这种状况并不说明中国人已经逐渐丧失生气和天赋的才能。这种衰退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的僵化，同时也是由于中国人过于崇拜古代的权威，而造成一种僵硬守旧的的态度。政府在人民中提倡驯顺，不赞成任何创新，这种政策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满清皇帝比中国历代汉族皇朝都更加死板地坚持历代积累起来的儒家正统（朱熹的理学）的教条，始终用这些教条在科举考试中选录官员。随着官僚日益因袭守旧，日益僵化，他们就必然没有能力应付这种新出现的问题。这种把维护正统置于其它一切美德之上的做法，必然慢慢造成知识界一潭死水的局面。

在教育领域，清代的教育制度以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取仕制度——科学制度都沿袭明制。在教育思想方面，倒是有一种新气象，以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潮颇具声势。

清代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是一个曲折的朝代，急遽转变的朝代。按其发展过程来看，大体可分为前期、中期和晚期。前期为康熙、乾隆时期， 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族人民和著作家的努力，这一时期是出版事业发展和兴盛时期；中期为道光前后时期，特别是中英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封建闭关自守政策，被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所冲破，自此以后，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清政府的政治危机四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映国家盛衰情况的标志之一的出版事业，这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凋蔽和败落； 晚期即晚清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中国近代出版事业才逐步形成。

在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上，还值得一提的是古籍的整理出版。尽管有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和压迫，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非但没有因此而中止、凋零，反而以其自身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古籍的整理出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来异乎寻常的情况呢？这是由清朝时中国文化发展机制中出现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矛盾所造成的。一方面，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亟待人们去清理和总结。这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繁重工作，特别需要那些尽心竭力、终身不辍、埋头苦干、不知老之将至的学者；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标榜， 要他们不读、不写、不研究学问、不潜心经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再一方面， 清统治者以文字狱相威胁，不允许有反清色彩的文字出现。以上三方面的矛盾错综复杂，便产生了这一奇特现象：清统治者文字狱的煎逼，使成千上万士人离开“经世致用”的宗旨，转而整理典故。然而，历史发展到清朝，正值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大量文献资料正等待着人们去加以整理和清算，否则便难以迈开新的步伐。当此时，士人把眼光转向古籍，正暗合了古籍整理的客观需要。

清兵入关后，报房京报获准继续出版。到了清朝末年，仅北京一地的报房就有聚兴、聚陞、聚恒等十家之多。它们所发行的京报用土纸和胶泥活字印刷（光绪末年有些报房改为木活字或铅活字印刷），日出七八页至十数页一小册，总发行数达一万余份。因为多用黄纸作封面，所以被称为黄皮京报。

这些报纸并不代表什么舆论，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封建统治者的传声筒。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允许它出版，其目的和编发邸报一样，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宣传他们的思想观点。

日本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1603—1867 年），尽管有各种弊病，但是， 它不仅给日本带来一段长治久安的局面，而且也为日本向现代国家过渡奠定了基础。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德川幕府后期男性人口的 45％左右（女性只有 15％）有文化。这个比率为当时其它亚洲国家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