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派的学术观与教育观

阳明学派也是朱子学的反对派。它是在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中代表民间的异端思想。

日本阳明学起源较早，但在学术界获得支配地位，却是在宽政年间以后， 当幕藩的封建体制已面临崩溃，古学在与朱子学的斗争中，受到正统儒学压迫。这时，古学受压，正统儒学再已不能继续发展，代替它的是下级武士和市民中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即阳明学。当时封建制内部已产生出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封建身份制度的纽带松驰。希望打破现状实行变革的社会阶层， 有农民、市民、下级武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学虽然与古学不同，而所采取的“复古”形式，则极相同。它们都是继承传统，求助于中国的孔孟。正因为阳明学在日本被下级武士和市民所重视，而下级武士是地主并接近市民，其阶级属性不属于农民而属于封建阶级，因而他们不可能提出“向前看” 的革命纲领，只能提出“复古”的范畴。他们共同的特色，就是“尊王”，

尊王即表示对幕府和幕藩制的不满，同时也意味着倾向绝对主义的统一日本意识。所谓阳明学在日本的意义，就在这里。

日本阳明学虽然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但在产生之前，有它的特殊的思想背景，产生之后又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日本阳明学的开创者是“近江圣人”中江藤树（1608—1648 年）。他青年时曾做过武士，信奉朱子学而又不完全赞同朱子学，后来他返回家乡，过着隐遁的学究生活。为了儒学的传播和儒教道德的通俗化，他在自宅开办了私塾，撰写了《翁问答》、《鉴草》等著作。著作中充分表明了他企图把儒学普及到平民百姓中间去的志向和他的教育观。中江藤树为儒教通俗化而努力奋斗的决心，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产生阳明学的社会条件已经成熟，社会上对儒学通俗化的要求已经很迫切了。

中江藤树的见解是围绕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命题阐发的。他认为“明德”是“万物一体之本体”（《大学解》），“学问以明明德为全体之根本”（《翁问答》）。他把“孝德”作为“明德”的伦理内容。这样， “明德”被提高为世界的本体，“孝德”又被赋予了神学的基础。由此可见， 曾子的“孝”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明德”、“良知”、“心”、“孝德”等等，都是同义词，意味着把宇宙和人类贯穿起来的某种精神实体的各种名称。可见他的哲学观和学问观是伦理的唯心主义，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

在他的称之为“心学”的、朴素的唯心主义里，把“孝德”作为最主要的东西突出出来，这不应该单纯从中江藤树的个人性格方面加以解释，也不应该单纯从《孝经》中规定的“孝为百行之本”这方面来加以解释，而应该从他试图把儒教建立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人类普遍的道这个志向方面加以说明。但是，他的学说未免过于抽象、过于修身，过于主观主义，因而不可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另一方面，群众还没有成长到能从事研究这种学问的程度。因此，他的阳明学并没有同武士阶层紧密结合起来，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地盘，没有发展前途。他的思想学说，在他死后被熊泽蕃山所继承。他和中江藤树一样，一方面提出“太虚”是世界的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的“性”、“心”是一致的，把二者等同起来。他和藤树的伦理道德观一样，也是把“明德”同“孝德”等量齐观，这和藤树要使儒教成为人类普遍之道的主张是雷同的。

然而，蕃山的特色在于他详尽地发挥了他的宗教论和政治论。他把阳明学的“心法”理论同易经的哲学结合起来，并且同佛教理论进行比较，作了更为详尽的发挥。他虽然基于“理气一体”说，提出“太虚”为世界的根源， 但却常常倾向《太极图说》式的客观唯心主义。总之，他的哲学和学问观， 终究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佛教加以批判，而倒向神道，用儒教来解释神道。他的宗教论的要点是把“太虚的神道”建设得适合于“日本之水土”。他站在神儒调和的立场上，批判了当时的佛教和儒教，同时也批判了当时存在的神道。但对日本古代文化却加以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