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867 年改革

工联主义虽然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的危害，但是，工联在 60 年代领导工人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的功绩，是不可泯没的。英国工人在这些政治活动中表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1859 年开始的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压迫者的战争，得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热烈同情。伦敦工人在海德公园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积极支持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奴役、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

英国工人对于美国内战所采取的态度及行动，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当时英国工人热情地支持美国北方人民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斗争。由于这次战争及美国北方封锁南方海岸的结果，美国对英国的棉花供应大大减少。由于“棉花饥荒”，英国许多纺织厂停工，大批工人失业了。但是英国工人不顾一切困难，坚决反对英国政府站在美国南方奴隶主方面实行武装干涉的计划。各个工业区纷纷举行群众大会，热情支持美国北方，强烈反对英国的干涉。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了原来的罪恶计划。马克思对英国工人的这种高尚英勇的行为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写道：“美国永远不应忘记：从这次冲突的开始直到终了，至少英国的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背弃过它。”①

1863～1864 年波兰人民掀起了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英国工人也发动了一个运动，热烈地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斗争。这一切都说明英国工人的政治积极性大大高涨。

60 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高涨的另一个表现，便是争取国会改革的斗争。

在 1832 年国会改革中，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取得了选举权，而工人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劳动人民被拒绝给予这个权利。英国工人阶级后来又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中为争取工人阶级选举权而进行过多次的英勇斗争，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到 60 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重新掀起了争取国会改革的运动。

早在 1861 年就有一些工会提出了国会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马克思积极支持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因为在他看来，在当时不存在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特别是普选权，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而且通过斗争还可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增强工人的团结。1864 年第一国际诞生后，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第一国际热烈支持英国工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1865 年，在第一国际的倡议下成立了以争取选举改革为目的的“全国改革联盟”。参加这个联盟的不但有第一国际领导下的英国工会，而且还

① 马克思：《英国的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463 页。

有资产阶级急进派（其领袖为科布登和布莱特）。诚然，全国改革联盟的内部有意见分歧：工会要求以实现普选权为斗争目标，而急进派则只限于要求扩大选民人数，对普选权不感兴趣。但是，这个联盟发展迅速，到 1866 年

已有 70 个支部遍及全国各地。

必须指出：这次国会改革运动与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宪章运动是群众性的、战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的参加者都有很高的阶级觉悟，他们的目的不仅在于争取工人阶级的选举权，而且也在于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参加 60 年代改革运动的工人已经丧失了一个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在现存社会中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争取选举权，是为了利用选举权来保卫和改善工会的法律地位。

1866 年，争取改革的运动在全国改革联盟的领导下，蓬勃开展起来了。

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压力下，罗素的自由党内阁在这一年 3 月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改革法案。这个改革法案很不彻底，它只是稍微增加一些选民人数（大约增加四十万），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工人的要求。但是，就是这样一项法案也被下院所否决了，因为下院里的托利党议员坚决反对改革。当时有一个议员甚至公然以轻蔑的口吻说：工人既是工人，就不配享受选举权利。这句侮辱工人的话，无异是火上浇油，群众的愤怒越发不可遏止：全国到处出现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各地工会都有组织地打着旗帜，带领乐队参加集会及示威。在伦敦，走在运动前列的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伦敦工人。马克思在 1866 年写道：“伦敦的工人示威运动和我们自 1849 年以来在英国看见的比较，是巨大的，这纯粹是‘国际’的工作。”①全国改革联盟号召在 1866 年 7 月 23 日于伦敦的海德公园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内务大臣下令禁止集会，并且关闭了公园大门，这更激怒了群众。在 7 月 23 日这一天，大约有二十万人聚集在公园门外，当时有大批警察守卫着公园大门。全国改革联盟的领袖们于是决定改到特拉法加广场去开会，一部分人跟他们去了。可是大部分人坚持要在海德公园开会，他们冲破了长达半英里的公园栏杆蜂拥而入，举行了非正式的大会。在曼彻斯特、伯明翰、格拉斯哥等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

1866 年 7 月，保守党上台，组成德尔比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本杰明·狄斯累利（1804～1881 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狄斯累利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政客，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看到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激起动乱，英国政局将不可收拾。当时爱尔兰的革命党人

②甚为活跃，他们正在准备一次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武装起义。狄斯累利深恐

英国工人阶级与爱尔兰革命党人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因此他便当机立断，提出一项新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在国会里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就被通过，于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 年 7 月 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 3 卷，第 391 页。

② 又称为芬尼亚党人，下面即将详细谈到。

1867 年 8 月由维多利亚女王签字，成为正式法律。该法案取消了 46 个“衰败城镇”在下院的席位，把这些席位送给了工业城市。法案也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规定城市中每年交房租满 10 英镑、能缴纳济贫税并在某一选区

住满一年的房客，都有选举权。乡村里凡每年交纳地租不少于 12 英镑的租

佃者以及每年收入超过 5 英镑的土地所有者，都有选举权。这样一来，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就成了选民，但是城乡广大贫苦居民，包括下层工人及贫农，依然被排斥在选举大门之外。当时英国成年居民有 1600 万人，仍有 1300 多万人被剥夺了选举权。

这次改革后，熟练工人（“工人贵族”）进一步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而成为工人中的政治上的特权阶层，而工会领袖们从此以后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因此，1867 年的改革虽然是工人阶级的一个胜利，但是在实质上工会领袖及“工人贵族”进一步变成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因此，可以说，1867 年改革的结果，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更巩固了。与此同时，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也由于实行文官制度的改革而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