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扎克·卢与忿激派

吉伦特派的社会经济政策之招怨于人民,更甚于其对于国王的袒护。吉伦特派政府的对外战争,带来了财政上的亏空。1792 年 12 月国库收

入仅 3900 万利弗尔,而单单战费一项即需 2.28 亿利弗尔。针对这个财政问题,吉伦特派政府所采取的对策,应该是让有产阶级分担战争费用,向他们征收新税。但是,吉伦特派政府是不肯触动有产阶级的利益的,它宁愿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即无限制地发行“指券”。到 1792 年 10 月 5 日,以教会

财产的担保而发出的“指券”已达 25.89 亿利弗尔。经收回而焚化者为 6.17

亿利弗尔。故当时流通的“指券”为数 19.72 亿利弗尔。10 月 17 日,国民

大会通过了增发“指券”的法案,因而其流通额增至 24 亿的限度。此后继续增发。雅各宾派马拉、圣·鞠斯特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其他办法, 如停止发行“指券”而用强制及累进法摊募公债,用实物缴纳土地税等等。但是吉伦特派政府对于这些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指券”泛滥的结果,必然是急遽贬值。到 1793 年 1 月,“指券”跌

价到只等于票面价值的 60%到 65%,到 2 月又跌至 50%。因此日用品价格腾踊,特别是粮食价格涨得更猛。再加上奸商之囤积居奇,时常出现市场上粮食绝迹的现象。粮价上涨及购买困难,首先打击了工人、手工业者。工资劳动者平均每日所得,在乡间为 20 苏,在巴黎为 40 苏。可是有些地方面包

已涨至每磅 8 苏。当时法国农业收成颇好,粮食并不匮乏,但是在市场上往往买不到。这是因为地主及农民不愿用粮食换取日益贬值的“指券”。大城市缺乏面包。1792 年 9 月底,卢昂城所存面粉仅足三天之用,市府不得不征调军粮仓库所存的谷物。

面对上述情况,吉伦特派政府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因为它害怕用政府权力干涉经济活动会危害财产权。

饥饿把群众推上斗争的道路。1792 年入秋以来,在巴黎及其他城市以及乡村已经开始出现人民的骚动。9 月底,在奥尔良有九家商店被抢。到 10 月, 骚乱蔓延到凡尔赛、埃丹倍、蓝布伊耶,11 月又波及其他各省。许多地区的群众要求限定物价。 12 月初,有 12,000 人向图尔进发,要求限制价格, 后来市政府及省政府答应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才解散。12 月 29 日,国民大会派往欧尔-埃-洛瓦省的三个特派员被 6000 武装民众包围,群众表示: 如果他们不批准限价,将把他们抛入河中或吊死他们。

对于人民群众要求限价的呼声,吉伦特派置若罔闻,并且推行了严厉的镇压政策。

雅各宾派虽然反对对限价运动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是并不支持限价。当 11 月 29 日巴黎公社及各区要求限价时,雅各宾派拒绝发表意见。为此,群众不仅反对吉伦特派当权者,而且对于雅各宾派,也是非常不满的。在群众骚动中,也出现了反映下层群众要求的党派,那就是忿激派。忿

激派的领袖扎克·卢是一个步兵中尉的儿子,曾当过外省神学校物理和哲学教师,也当过教区牧师。1791 年 1 月他来到巴黎,他在巴黎接触了贫苦的手工业者、职业、帮工的生活,深刻地体会了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时常把自己的一些微薄收入(他当时是巴黎一个教会的代理牧师)分给他的最贫苦的教徒。但是,他懂得慈善事业不是解救贫民的根本办法,应该寻求更为现实的手段去消灭贫困,因此他勇敢地投身于政治运动。 1792 年春,他在教会里发表演说,无情地攻击了高利贷者及富人,要求用死刑对付投机商人,并且严厉管制粮食贸易。从这时起,他就成为巴黎贫民的代言人。同年 12 月 1 日,他又发表一篇激烈的演说,毫不迟疑地攻击国民大会,称它专制跋扈。他要求国民大会制止囤积实行限价。华尔列是扎克·卢的战友。华尔列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并受过相当教育,但是他能挺身而出,替贫民说话。 1792

年 8 月 6 日,他曾建议颁布制裁囤积者的法律。他在离国民大会不远的地方设立流动讲台,向群众作煽动性的宣传。他也攻击国民大会,对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他都加以谴责,说他们形成寡头政治,假借人民权力而专为他们自己谋利益。

忿激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巴黎、里昂与奥尔良,忿激派分子都很活跃。里昂的忿激派提议设立特殊法庭来惩处囤积商人,主张取消私人买卖粮食, 粮食归国家出售,并且要求国民大会对一切日用品实行限价。

忿激派并不要求取消私有财产,他们所要求的,是建立一个平等的共和国,使每个人都有同样不多的财产,希望借此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实际上, 这种平均主义思想不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且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行不通的幻想。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反动的思潮,因为它对于生产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背道而驰的。忿激派之最后失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对于忿激派及下层群众的社会经济要求,雅各宾派领袖们本来也是抱否定态度的,他们认为限制价格是侵犯经济自由的。但是他们与吉伦特派不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同情穷人的苦难。其次,他们有远大的眼光,认识到为了与国内外反革命作斗争,必须取得人民的支持,因而也就必须满足人民的物质要求。这里不能不提到罗伯斯庇尔的态度。他本来就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在 8 月 10 日的革命中,他直接接触了巴黎的群众,在巴黎公社中与他共事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从群众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也认识到在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革命力量。因而他深知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依靠人民。

因此,雅各宾派到 1793 年春就逐步改变了对于忿激派的态度,同情他

们的要求,并且与他们建立了联盟,共同反对吉伦特派。1793 年 5 月 4 日, 不顾吉伦特派的反对,罗伯斯庇尔提出的关于“粮食最高限价法案”获得国民大会的通过。不过,吉伦特派对于法案的实施百般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