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与民主运动的发展

1789 年 7 月 14 日大革命爆发前后，第三等级本来是团结的，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把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团结在一起，人民群众全力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君主及特权等级的斗争。但是在大资产阶级上台后不久，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他们通过 1789 年 8 月 5～11 日的立法，把农民的封建义务保存下来。这就引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因而开始了第三等级的分裂——大资产阶级与农民分裂了。等到 1789 年 10 月 5～6 日事件后，大资产阶级制定了关于划分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的法律及列·霞白利法，又引起了大资产阶级与城市劳动人民的分裂。在这个基础上，1790～1791 年在人民中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民主运动，去对抗大资产阶级。这个运动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广大劳动人民团结在他们周围。这个民主派领袖主要有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敦。

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 年）于 1780 年毕业于索波恩大学法律系，在求学期间，好学深思，特别醉心于卢梭的民主思想。1782 年回故乡操律师业，专门替受欺压的劳动人民辩护，勇敢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1789 年他当选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后来在制宪会议里一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坚决反对 1789 年 10 月通过的戒严法及关于划分积极公民与消极公民的法律，他说：“假如国民中的一部分人享有大权，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被统治的臣民的话，那末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意味着贵族政体的建立⋯⋯这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你们是想使刚刚从封建贵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落到富人贵族的压迫之下。”他同时提出普选制的建议。他在许多言论中表现对人民的同情而反对富人。他说富人自私、虚荣、骄傲，并且认为富人往往为了自己的个人私欲而损害社会利益。

让·保尔·马拉（1743～1793 年）本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很早就在学术上有成就，因而驰名海外。1774 年他发表了一部著作《奴隶制枷锁》，尖锐地批判了英国的宪法，他号召英国人民起来为消灭君主制度及腐化的国会制度而斗争。大革命暴风雨来临后，马拉毅然决然抛开了学者的安静生活，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去。他一开始就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他以锐利的眼光揭露《人权宣言》的本质，指出它不过是富人安慰穷人的诱惑物而已。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能够完成革命的只有社会上的下层阶级，如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一言以蔽之，就是富人们称之为恶汉们的那样的下层贫民。”

乔治·雅克·丹敦（1759～1794 年）原是个律师，他也是攻击君主制及贵族，鼓吹民主政治的有力人物。法国舆论之趋向共和主义，和丹敦的宣传有莫大的关系。丹敦热情洋溢的演说，有力地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民主运动的根据地主要是两个俱乐部，一个是雅各宾俱乐部，另一个是哥德利俱乐部。

雅各宾俱乐部出现在 1789 年 10 月 5 至 6 日运动之后。最初这个俱乐部的成分很复杂，有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贵族分子，有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也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劳动人民。但是到 1791～1792 年，前二者先后退出，于是这个俱乐部就成为团结民主主义者和劳动人民的组织了。罗伯斯庇尔便是雅各宾俱乐部的著名的领袖。

哥德利俱乐部是马拉等人在 1790 年夏创立的，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民主团体，其目的是向巴黎民众灌输政治知识，争取民主及保卫人民的利益。由于人会费很少，贫民及消极公民参加者甚多，因而这个俱乐部成为下层民众势力的中心。

这个民主运动最初主要是在反对制宪会议的反民主措施的斗争的基础上展开的。不久这个民主运动又增加了新的内容——要求废除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制。最早提出共和思想的是律师弗兰索瓦·罗伯尔，他在 1790 年秋在

《国民新闻》上写道：“让我们从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宪法中除去‘国王’ 这个名词吧！”此后，共和思想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拥护者。

但是，共和思想只是在 1791 年“国王出走”事件发生后，才深入人心。

1789 年 7 月 14 日革命的爆发，推动了第一批贵族逃亡国外。7 月 16 日，国王之弟亚多瓦伯爵等大贵族就逃到意大利的都灵。7 月下旬各省农民运动兴起后，出现又一次封建贵族逃亡国外的浪潮。10 月 5 至 6 日运动也促进了另一批反动分子——贵族和僧侣的逃亡。1790 年制宪会议取消贵族头衔及等级特权后，又有一些贵族逃往国外。到 1791 年 6 月，德意志境内的科布棱茨成了逃亡分子麇集的中心，亚多瓦伯爵也从意大利来到这里。这些流亡贵族在逃到国外后，便积极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他们进行的第一个活动，便是策动国王逃离巴黎出国。

在革命爆发以来，路易十六耍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他进行垂死的挣扎，当挣扎失败后他就一方面在外表上表示屈服，另一方面暗中从事反革命的阴谋活动。1789 年 10 月 5 日他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批准了《人权宣言》，但是在当天晚上他就想逃跑，只是未遂罢了。在庆祝攻陷巴士底大狱一周年大会上，他宣誓效忠于革命的祖国，但他紧接着便暗地里写信给逃亡贵族，鼓励他们说：“要相信我，一切还都有办法。”1791 年 4 月 19 日他公开通告欧洲各国政府表示自己拥护革命是出于自愿，决不后悔；但同时他又秘密派人出国，通知各国君主们不要相信他的公开声明，并且派遣密使到西班牙宫廷求援。

路易十六一直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1791 年 6 月 20 日，在逃亡国外的反革命分子的策动下，路易十六偕同王后偷偷离开巴黎，企图逃往科布棱茨，以便勾结欧洲反动君主共同扑灭法国革命。但是他们坐马车来到圣莫内奥尔附近就被一个邮政局长德鲁埃认出来了。由于国王的马车跑得很快，德鲁埃连夜追赶，走到发楞附近才追上他们，当即把马车拦住。结果，国王等人在群众押送下，返回巴黎。沿途的老百姓都以忿怒的眼光注视国王。

国王逃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立即爆发了反君主制的运动。在巴黎，酒商珊特尔已武装了两千名穷苦劳动者，准备战斗。人们到处撕毁国王的画像。招牌上及街头上的“王家”字样都被涂去。许多地方的群众提出请愿书，要求惩罚国王和废黜他，要求成立共和国。

但是，制宪会议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却替国王辩护，硬说路易十六是被人拐走的，借以掩饰国王的罪行。制宪会议还在 7 月 15 日通过了一个恢复国王名誉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激怒了巴黎群众。哥德利俱乐部草拟了一份请愿书，并且号召大家不要承认叛徒国王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积极支持这个号召。7 月 17 日，在练兵场上集合了将近一万巴黎居民，他们举行示威，要求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但是，制宪会议及巴黎市政厅下令镇压，国民军在拉法叶特的指挥下，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结果有五十多人死伤。

练兵场的屠杀，说明大资产阶级立宪派已经公开站到王党方面而与人民为敌了。立宪派之所以这样亟力维护王权，也是从他们本身利益出发的，立宪派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在 1791 年 6 月发楞事件后仅

仅 20 天，就在制宪会议上说：“让我们结束这场革命吧”，因为“在自由的线路上再进一步，就会是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线路上再迈出一步，就会是财产的毁灭”。

大资产阶级立宪派一手制造的练兵场大屠杀，标志了大资产阶级与以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彻底分裂，并且播下了 1792 年 8 月 10 日革命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