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688 年革命

查理二世狡诈阴险，他念念不忘恢复革命前的专制主义统治，但是他同时又害怕得罪资产阶级新贵族。这就决定了他在对内政策上面的矛盾性质：一方面在经济上不得不按照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行事，另一方面疯狂地推行政治上宗教上的反动政策。

1660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在立法程序上确认了 1646 年长期国会所通过的关于取消骑士领有制的法律。1660 年和 1662 年，国会又先后通过“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目的在于把北美殖民地变为英国工业的市场及原料品供应地。国会所通过的这些法律都为查理二世批准了。为了保护英国的呢绒工业，1661 年和 1662 年，英国政府下令严格禁止

羊毛出口，违反者以刑事犯处理。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政府也禁止皮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同时也无条件地禁止外国工业品如麻布、呢绒等输入英国。

为了照顾新贵族及农业资本家的利益，又提高谷物入口税。1660 年国会颁布“谷物条例”，规定：国内小麦价格 1 夸脱不超过 44 先令时，征收 2

先令的入口税，超过 44 先令时，课以 4 便士的入口税。1670 年更规定：小

麦 1 夸脱不超过 53 先令 4 便士时，征入口税 16 先令，在 53 先令 4 便士至

80 先令之间时，征收 8 先令，超过 80 先令时，征收 4 先令。这样，使得新贵族及农业资本家有可能更多地剥削国内广大的粮食消费者。

政府对于继续开展的圈地运动也不加禁止了。

因此，在复辟的年月里，英国的原始积累迅速地进行着。在 1660 年至

1688 年间，英国的贸易、工业生产及商船吨数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但是，在经济上照顾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利益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查理二世最关心的是斯图亚特王朝及封建贵族的利益。因此，在复辟后不久，他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

首先他宣布：凡参加审判查理一世的人，都是“弑君者”，“弑君者” 不按大赦处理。后来他又把一切共和主义者及参加革命的人都包括在“弑君者”的范围之内。在查理二世的指使下，对于所谓“弑君者”进行惨无人道的报复：凡活着的人，均处以死刑，对于已死者，也不留情：1661 年末，把克伦威尔的尸首从坟里掘出来，然后枭首示众。反革命白色恐怖越来越凶，大批革命人士为此而不得不逃到国外避难。其次，查理二世的政府公然宣布恢复国教教会，并且对非国教教徒进行种种迫害：规定不信奉国教的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对宣传其他宗教的人，处以罚金或监禁。最后，查理二世还下令由政府出钱赎回被长期国会没收及出卖的教会及保王党人的土地。但是这在实施上有许多困难，因为这类土地往往经过几次转手，原来的主人要想在法庭上证明自己的土地所有权，需要办理很多的麻烦手续，而且手续费也是多得惊人的，因此他们多数宁愿和新的土地所有者进行交涉，以获得一定的赔偿为条件而放弃以前的土地。

此外，查理二世还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亲法政策：当时法国是英国海外贸易及海外殖民方面的最大的竞争者及威胁，因此英国资产阶级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打击法国，用政府力量消灭法国的海外势力，并且夺取法国海外殖民地。但是查理二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不替英国资产阶级打击法国这个竞争者，反而和法国维持亲密的外交关系，甚至出卖英国国家利益给法国：1662 年他把克伦威尔从西班牙手中夺来的重要商港——敦刻尔克出卖给法国，只得到 20 万镑的钱。这就使英国大商人失去大陆贸易的重要根据地。

查理二世之所以采取亲法政策是因为他过去亡命国外时，一直靠法国国王的津贴生活，在复辟后仍旧暗中接受法国宫廷的补贴：每年达 20 万镑。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骨子里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复辟后也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恢复革命前的专制统治。他把希望寄托在法国国王身上。希望时机一到，靠法国的帮助来达到这个目的。

查理二世的反攻倒算及卖国的亲法政策，在资产阶级新贵族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但是更使他们无法容忍的是他的恢复天主教的企图。

1670 年，查理二世与法国国王订立了“都佛密约”，规定：查理二世有义务在英国恢复天主教，而法国国王则有义务在英国国内发生“骚动”时，派法国军队前往镇压，这实际上就是帮助查理二世恢复专制制度。1672 年，为了执行这个密约的规定，查理二世颁布了“容忍宣言”，宣布国王有权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时，英国天主教徒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恢复天主教的先声。查理二世恢复天主教的企图，使得资产阶级新贵族寝食不安，这是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则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时买到天主教寺院土地的大商人及新贵族势必要归还这些土地，至于天主教本身不适合资产阶级的工商业活动，那更不待言了。这样，资产阶级新贵族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尖锐地批评“容忍宣言”。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查理二世不得不在 1673 年撤销这个“宣言”。

查理二世无子嗣，乃弟詹姆士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詹姆士是天主教徒，一旦继承王位，他之恢复天主教，自是意中的事。为了杜绝天主教恢复的可能，1679 年 5 月，国会里的资产阶级新贵族代表提出了所谓“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永远禁止他回国，否则以叛国罪论处。在国会内拥护该法案的被称辉格党，而反对者称托利党。为了预防辉格党人被逮捕，辉格党人促使国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该法规定：如果没有法院发出的拘票，任何人都不能被逮捕；被逮捕的人在受审之前的拘留期不得超过一定的时日，换言之，对于依法逮捕的人，必须及时提交法院审讯。这个法律对于保护人身自由具有很大的意义。

1680 年 11 月 15 日，下院以多数票通过了“排斥法案”，但是上院多数议员却把它否决了。

1685 年查理二世死了，詹姆士即位，是为詹姆士二世。他在即位后，便

取消了 1679 年的人身保护法，并且降低了对法国的商品征收的入口税率。工商界对此极为愤慨。詹姆士二世也和查理二世一样，从路易十四那里领取补助金，并且更加明目张胆地着手实行恢复天主教的计划，以便履行查理二世所曾应许的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诺言。路易十四当时也通过代理人煽动詹姆士二世加速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作为恢复天主教的计划的第一步，便是任命天主教徒为军官。

这个措施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它引起了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猛烈反对，因为天主教比国教更反动，更不利于资产阶级新贵族的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它也遭到过去一贯追随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人（封建贵族及国教僧侣）的反对，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首先，国教僧侣担心天主教一旦恢复，国教教会就要让位给天主教会，自己的教会职位及收入就大成问题。其次，在大封建贵族中间还有许多人在 16 世纪宗教改革时被赠予天主教寺院的土地，他们害怕随着天主教会的恢复，自己的土地也有丧失之虞。

因此，为了阻止天主教的恢复，也为了防止英国君主作出任何违反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事，到 1688 年，代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辉格党人便和代表国教僧侣及封建贵族的托利党人联合起来，他们决定发动一次革命：废黜詹姆士二世，而迎接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荷兰执政威廉到英国来，尊之为英国女王及国王。他们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第一，荷兰是法国海上贸易的死敌，如果威廉任英国国王，英荷两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法国这个竞争者。第二，威廉是新教国家荷兰的元首，玛丽是国教教徒，他们夫妇入主英国，可以杜绝天主教的恢复。第三，玛丽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有继承王位的权利。第四，威廉是荷兰的一国之主，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他可以调动荷兰军队来镇压詹姆士二世的反抗。

1688 年 11 月 5 日，威廉率领荷兰海军在英国登陆，12 月 10 日，詹姆士二世慌张地逃到法国去了。革命成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本来想干涉英国革命，但是当时法国卷入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分不出兵力来与英国为敌，所以干涉又成泡影。

1689 年 2 月，威廉正式即英国王位，是为威廉三世。这一年 3 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此后英国国王必须是新教徒，国王必须按照国会的意志行事，而且只有在下院同意下，才能征收新税及招募常备军。换言之，法案杜绝了天主教恢复的可能，并且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提高了国会的地位，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贵族一样，成了英国的统治阶级。英国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国家了。

1688 年革命与 17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相比，不过是一个“比较不足道的” 插曲。但是，过分缩小它的意义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在英国历史上究竟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对英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恩格斯写道：“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①1688 年革命正是确立了“新的重心”，正是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以后，英国资本主义循着正常的轨道发展起来。第二，17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虽然予英国专制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但是只是在 1688 年革命后，专制制度才在英国最后绝迹，君主立宪制度才巩固地确立起来。1689 年的“权利法案”不管它如何保守，毕竟给新的国王威廉三世套上了一副马勒。在威廉的后继者在位时期，国王终于变成“统而不治”的“虚君”了。第三，1688 年以后君主立宪制的确立，意味着资产阶级新贵族统治的确立，这就使得这两大阶级有可能利用政治上层建筑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于是英国原始积累加速进行了，手工工场迅速发展起来了，通过对法战争海外殖民地扩大了，从而加速了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切都是以 1688 年革命为起点的历史发展的合乎逻辑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707 页。

的结果。总之，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与 1688 年革命有莫大关系，这次革命之重要性，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