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848 年法国革命

（一）巴黎二月革命

七月王朝并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只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政权，实际上掌握政权的是一小撮金融贵族，其中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大矿山主、大森林主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而国王路易·菲力浦不过是这个集团的代理人而已。在七月王朝时期，享有选举权的也只是这个阶层，因为宪法规定只有年纳 200 法郎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按照这个标准，不仅广大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被剥夺了选举权，就是中等资产阶级，其中包括许多新兴工业家，也享受不到这个权利。上层资产阶级垄断选举权及政权，许久以来就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满的原因之一。这些金融贵族不但垄断法国政权，而且还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国民经济，榨取和盗窃国家财富，并且以非法手段扰乱市场，从而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这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七月王朝统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七月王朝的统治下，法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农民在政府的沉重的税捐及高利贷者的重利盘剥下，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工人在资本家的贪得无厌的榨取下，愈益贫困化。因此，劳动人民对现状不满，是很自然的。

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满七月王朝的统治，是 1848 年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革命的直接的、客观的任务，便是推翻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的反动统治，建立共和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使法国政治上层建筑适应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到七月王朝末期，在工人中间，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的影响很大。路易·布朗在 1840 年发表了一部著作《劳动的组织》。他在这本书里指出：工人的贫困、堕落、犯罪及愚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他认为把劳动组织起来就可以消灭这种现象。因此，他建议由资产阶级国家拿出资本，成立“社会工厂”，由国家负责指导和组织生产。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工厂”普遍成立就可以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这样，他把工人解放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国家上面，他提倡阶级合作，把资产阶级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东西。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蒙蔽了许多工人，他们天真地相信在推翻七月王朝之后就可以靠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实现工人的解放。

在反对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也产生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及主张，并且形成了以下三大派别：第一，王朝反对派，其领袖是巴洛。这是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派别，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部分大资产阶级利益。它并不反对君主制，只要求实行若干改革：扩大选举权，清洗行政机构，根除贪污腐化现象，建立廉洁政府。第二，资产阶级共和派，其核心是以拉

马丁为首的《国民报》派。这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它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极力鼓吹共和思想，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因此，它得到工业资产阶级的拥护。第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以《改革报》派为核心，代表小作坊主、小店员、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小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他们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主张实行社会经济改革，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实行普选制。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中比王朝反对派更为坚决，但是它具有两面性：当它遭到金融贵族打击时，便拥护革命，希望通过革命来改善自己的地位。但是当革命深入发展时，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提出自己的要求时，就害怕革命，阻止革命发展，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1840 年，基佐上台执政。最初他在名义上任外交大臣，但实际上却掌握内阁实权。1847 年 9 月，正式担任首相。他是金融贵族的忠实代表，既仇视工人和劳动人民，也顽固地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当人们要求降低选民的财产资格和扩大选民范围时，他竟厚颜无耻地回答说：“诸位先生，你们发财吧！发了财，你们就会成为选民了。”

1845 年和 1846 年马铃薯病虫害和农业歉收造成了严重饥荒，1847 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法国，为此工厂纷纷倒闭，大批工人失业，有的地区失业工人占该地区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在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 50％～60％。由于地主和资本家进行粮食投机，粮价迅速上涨。不少群众自发地起来捣毁地主的庄园，强占粮仓。饥民骚动事件几乎遍及全国。工人群众也不断地掀起罢工浪潮，反对厂主降低工资和七月王朝的暴政。

在工农大众的斗争情绪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王朝反对派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发起了“宴会运动”，以宴会为名，组织群众性的政治集会，宣传改革选举制度。1847 年 7 月在巴黎举行了拥护选举改革的第一次宴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在这次宴会以后，法国各地也纷纷举行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这个运动得到了群众的广泛响应，起了发动群众的作用。

国王路易·菲力浦认为选举改革宴会运动对自己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下令禁止王朝反对派预定在 1848 年 1 月 19 日在巴黎举行的宴会活动。王朝反

对派决定将这次例行宴会改在 2 月 22 日举行，同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集会自由。但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政治集会和游行，并且准备必要时使用武力。王朝反对派开始退却了。

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不甘心退却的，他们于 2 月 22 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中午时刻，示威群众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基佐住宅，把窗子玻璃打得粉碎。

傍晚时分，示威游行者分散到邻近各条街道，开始拆毁马路，推倒公共马车，并动手构筑街垒，巴士底广场上的一个警察密探被群众杀死。武器铺也被群众捣毁了。2 月 23 日清晨，革命群众与政府军展开巷战，武装起义爆发了。大批国民自卫军士兵不仅不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而且公开支持革

命。面对这个形势，路易·菲力浦不得不把基佐免职，命有自由主义声望的莫尔伯爵组织新政府，企图借此阻止革命的发展。基佐下台消息传出后，资产阶级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准备和七月王朝妥协，共同执政。但是，巴黎的无产阶级决心彻底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制度。他们坚守堡垒，继续战斗。23 日夜，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革命群众高举火炬，喊着“建立共和！”的口号，

举行了通宵的全城示威游行。武装的工人在 23 日至 24 日一夜间筑起了一千五百多座街垒。

起义迅速地扩大了，到 24 日晨，巴黎的无产阶级和群众占领了巴黎所有的兵营和武器库。人民高呼“打倒路易·菲力浦！”“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向王宫进攻。浩大的革命声势迫使莫尔谢绝组阁。路易·菲力浦看大势已去，不及整装就逃往英国去了。资产阶级企图保留君主立宪制，他们在人民进攻王宫的同时，召开了立法会议，企图拥立路易·菲力浦的长孙巴黎伯爵为国王。起义的工人驱散了立法会议，粉碎了资产阶级保留君主制的阴谋。二月革命取得了胜利。

正当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大街上战斗的时候，资产阶级趁机窃夺了革命果实。2 月 24 日晚在市政厅大厦宣布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由 11 人组成，其中二人为王朝反对派，五人为资产阶级共和派，二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代表二人，即路易·布朗和阿尔伯特。从表面上看，临时政府是由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联合组成的，但实际上，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重要的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窃据。主席由杜邦·德·累尔担任，外交部长是拉马丁，司法部长是克列米埃，海军部长是阿拉格，财政部长是加尼埃·巴热斯。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人代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尾巴。巴黎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手中。

资产阶级之所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掌握政权，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革命前，资产阶级政客积极反对七月王朝，并且从事各种宣传活动，因而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第二，革命前，改良主义者路易·布朗的思想在工人中间起了麻痹作用，使工人相信资产阶级上台可以帮助改善工人的经济地位。

工人阶级虽然没有掌握政权，但是他们当时的力量可以左右整个局势，因为他们尚未放下武器。在这个情况下，临时政府也不得不在一系列问题上向工人阶级让步，接受工人的要求。

第一，在巴黎工人的强大压力下，临时政府在 2 月 25 日不得不宣布普选制和共和国。这便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当时在工人阶级眼中，这个共和国应该是一个“社会共和国”，他们幻想在“社会共和国”里，人民群众不但可以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而且还可以解除资本的压迫。但是资产阶级却力图使共和国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第二，2 月 28 日，巴黎工人在游行示威中要求成立“劳动部”，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临时政府虽然没有同意成立“劳动部”，但是却不得不采取

一个妥协性的措施——成立“工人问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是设在巴黎临时政府里面，而是设置在城郊的卢森堡宫，因而又称为卢森堡委员会，由路易·布朗和阿尔伯特主持。实际上这个委员会是有名无实的机构，既无经费，又无实权，也无具体职责。临时政府之指定路易·布朗及阿尔伯特去主持它，是想借此把这两名工人代表从临时政府中排斥出去。而路易·布朗在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起了有害的作用。他当时提出许多改革方案，如成立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等。他向工人宣传说：所有这些方案都可以在阶级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他还劝工人耐心等待政府去实施这些方案。路易·布朗的这些行为大大地麻痹了工人的斗争意志，因而他实际上扮演了工人阶级的叛徒的角色。

第三，针对工人成立“社会工厂”的要求，临时政府在 2 月 28 日下令成立国立工厂。工人天真地相信这样做可以达到劳动解放的目的，但是临时政府却别有打算，想借此去解除工人的思想武装。当时在法国工人中间，路易·布朗的劳动组织的思想颇受欢迎。这种思想固然是有害的，但是在资产阶级看来，不管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都是危险的。政府成立国立工厂就是为了败坏社会主义在工人中间的声誉：一方面说国立工厂就是路易·布朗提倡的“社会工厂”，另一方面又故意恶化国立工厂中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不过资产阶级的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因为工人照旧向往社会主义。

第四，在工人的压力下，临时政府又下令将巴黎工人的工作日缩短到十小时，同时也不得不默认集会、结社及出版的自由。实际上当时巴黎出现了各种政治俱乐部，它们团结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3 月 9 日又取消了债务囚禁法（按照此法，到期无力偿债的债务人必须进监狱）。

临时政府的这些让步虽则包含很大的欺骗成分，却起了麻痹工人的作用。而当工人麻痹大意之际，资产阶级在处心积虑地孤立工人和增强自己的力量。首先，早在 2 月 25 日就建立所谓“别动队”，招募流氓地痞，把他

们武装起来，以便利用它去对付工人阶级。其次，在 3 月 16 日下令对原有的土地税增收 45％的附加税，同时造谣说：让农民纳附加税就是为了养活国立工厂的工人懒汉的。这就使得落后的农民迁怒于工人。此外，又吓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说：工人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要求没收私有财产。这就使得相当部分的农民和小资产者对工人阶级怀有戒惧心理。最后，临时政府还以镇压工人暴动为借口，乘机调来 10 万国民自卫军进驻巴黎。

这样，二月革命以来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工人陷于孤立及无戒备的状态，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大大增强了。到 5 月制宪会议开会后，资产阶级感到形势完全有利于自己，于是便开始大举向工人阶级进攻，因而引起了六月起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