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殖民统治的危机
宗主国的殖民政策不能长久阻遏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到 18 世纪末, 殖民地经济已经有了明显的增长。一些大城市出现了许多手工作坊,生产着各式各样的铁器、纺织品、家具、皮革、火药和玻璃等等。到 19 世纪初墨
西哥开雷他罗镇一地即有 18 家手工工场和 300 家以上的小型作坊,拥有纺
织机 1280 台,工人 9000 人。殖民地生产的染料、蔗糖、棉花、兽皮和烟草开始在欧洲各地畅销。巴拿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的造船业也发展起来。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的巴西也建立了纺织、造船等一系列的手工工场,随着经济的发展,殖民地人民提出了自由贸易的口号,强烈要求在经济上彻底摆脱宗主国的束缚。宗主国曾被迫放宽了一些贸易上的限制,实行了某些改革, 如西班牙在 1774 年下令准许各殖民地相互贸易;1778 年又允许殖民地与宗主国间自由贸易等等。殖民地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跃起来,各地出现了新的经济中心,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等。商人人数激增,布宜诺斯艾利斯从 1738 年的 75 人增至 1778 年的 635 人,许多商人的资本在二三十年增加
10 倍乃至 50 倍。商业资本的发展对殖民地封建经济起着瓦解的作用。
同时,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大陆沿海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的发展。18 世纪末出现“可可热”,仅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省就有 1444
个可可种植园,委内瑞拉每年出口可可 807 万公斤。这种大种植园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使用黑奴劳动,但种植园主“一开头就不是谋生,而是建立商业企业”。①
拉丁美洲迅速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宗主国极力维护的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推动着殖民地人民走上独立战争的道路。
在西属殖民地中,人口总共有 1600 万。社会最上层是约 30 万直接来自西班牙的大官吏、高级僧侣、大商人和大地主等,这些“半岛人”(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半岛上,故有“半岛人”之称)霸占着殖民地的行政、军队、法庭和教会的高级职位。他们是殖民地社会的统治者、压迫者。其次是约 300 万土生白人(又称克列奥人),这些人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第 340、265 页。
掌握着殖民地大部分土地,构成殖民地社会地主集团和中级官吏的核心。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同时与宗主国又有矛盾。他们名义上与“半岛人” 平等,同样是宗主国的公民,实际上却被排除于行政机构、军队和教会的高级职务之外。在西班牙统治美洲期间的 170 个总督中,只有四个是土生白人,
由于这种排挤和歧视,他们与宗主国殖民当局经常发生摩擦和冲突。到 18 世纪末,随着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土生白人中间产生了殖民地早期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地主中也分裂出一个与世界市场有联系的种植园主集团,他们对宗主国殖民当局把持政权压制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深为不满,要求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希望同宗主国分离。他们作为“美洲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在他们中间出现了独立派,成为后来独立战争中的领导力量。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叫墨斯提左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后代叫穆拉托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后代叫桑保人,这些混血人种有五百万左右, 构成殖民地社会广大劳动群众,如手工业者、小贩、自由牧民等,还有少数人做下层神父。混血种名义上虽被视作自由人,但并不享有法律上的公民权利,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随时有破产的可能,而且还要遭受种族歧视, 他们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占殖民地人口半数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是殖民地社会的最低层,印第安人绝大多数为佃农和债奴,黑人一般是种植场的奴隶,他们遭受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最重、最深,因此,革命性最强,斗争最坚决。广大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由于不堪忍受残暴的殖民统治而不断掀起激烈的反抗斗争。印第安人的起义,往往是在复兴印第安国家的口号下进行的。1742 年在秘鲁爆发了几万印第安人的起义,起义者赶走和杀死殖民官吏、地主和传教士,起义的领导者胡安·桑托斯,就自称是“印加帝国”统治者的后代,把复兴印加国家作为起义的主要目的。1780 年秘鲁的印第安人又在康都尔堪基领导下举行起义,号召印第安人复兴独立的“印加帝国”,参加者达数万人,起义队伍席卷秘鲁南部广大地区, 历时两年之久。这些起义和反抗虽然最后都遭失败,但却表现了拉丁美洲人民不甘屈辱,争取自由和独立的革命精神。
在巴西,社会结构和西班牙殖民地相似,不同的是巴西 300 万人口中黑人奴隶要占一半,黑人奴隶不断地掀起反对奴隶种植园主的斗争。1630 年有两万多黑人聚集在棕榈丛林中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巴马瑞斯国,抗击葡萄牙殖民政府的围剿,前后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巴西众多的黑人奴隶是反对殖民统治的主要力量。
殖民地社会存在着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但是,民族矛盾是当时殖民地社会的主要矛盾。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虽和土生白人之间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存在着阶级的、种族的矛盾,但他们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遭受民族压迫,有着迅速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殖民地人民能够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主要的敌人,即西班牙、葡萄牙殖民统治者,
掀起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
18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美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拉丁美洲人民有很大影响。18 世纪下半期,殖民地出现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大都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受过教育,熟悉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和著作,熟悉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的历史,以这些人为核心,开始在殖民地传布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进行争取独立的舆论准备和秘密活动。哥伦比亚人纳利诺(1769~1822 年)于 1794 年用西班牙文印发了法国的《人权宣言》。智利共和主义者罗哈斯(1743~1816 年)曾从欧洲带回大批书籍,在智利建立秘密组织,阅读和讨论《人权宣言》和《百科全书》。委内瑞拉的米兰达
(1750~1816 年)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深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后来成为独立战争的领导人之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为独立运动进行了思想准备。
18 世纪末,欧洲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796 年英法战争之际,西班牙被迫与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加入对英国的战争。由于英海军封锁,西班牙商业愈益萧条。1807 年,葡萄牙、西班牙被迫参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后,英国更增强对西海岸的控制。这就削弱了西班牙对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从而有利于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