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热月政变

如上所述，雅各宾专政在革命恐怖、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宗教问题上在不同程度上犯了极左的错误。出现这些错误并不是偶然的。第一，在革命群众运动中混进了少数政治野心家，如阿贝尔派。他们有强烈的权力欲，为了煽惑人心而不得不装出一付极左的面孔来，唱出各种高调。许多过火的事情就是他们干出来的。第二，雅各宾专政时期权力高度集中，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当时的国民大会是全欧洲最强有力的政府，它集中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建立这样的国家体制，是为了应付紧迫的需要，它在组织、领导抗战及粉碎内部反革命叛乱等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消极的作用，因为权力这样高度集中的体制，很容易导致国家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及各级政府人员的滥用权力。过左的偏差及过火的行动出现的主要原因也就在这里，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面，反面意见及不同的意见无法反映到各级领导机构中去，从而政策中的偏差及流弊就得不到防止和纠正的机

会。

但是，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第一，它从反革命国内外的夹攻中拯救了革命；第二，它从根本上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并且为法国人民带来了一系列民主和自由。

雅各宾专政固然在法国革命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然而到 1794 年春天以后，雅各宾派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为专政的覆灭铺平了道路。

第一，本来镇压肖美特派及阿贝尔派已经使法国劳动人民开始与雅各宾政府离心离德了。在镇压这两派之后，雅各宾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又进一步恶化了它与巴黎人民的关系。首先，放宽取缔投机的法律，原来对投机商的惩罚只有一个办法——死刑，现在取消死刑了。因此，投机活动又猖獗起来。其次，提高了限价的标准，在巴黎及其他城市，一切商品的法定价格都提高了。但同时，工人工资却没有相应地提高。不仅没有提高，而且 1794 年 7

月 23 日巴黎公社颁布新的法令，又降低了巴黎工人的工资最高限额。城市劳动人民为此颇为不满。对农民，雅各宾政府也实行极不得人心的政策。它颁布一道法令，要求农民把收获物的数量上报给政府，以备政府随时征用。于是农民也不满了。这样，雅各宾政府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使自己陷于孤立。

第二，雅各宾派在 1793 年秋冬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加强对敌人的专政及实行革命恐怖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恐怖，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但是到 1794 年春，国内外敌人对革命的威胁已经解除，革命已经安然无恙了，而雅各宾派领导人不但不取消恐怖政策，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恐怖。这种恐怖不但施于不同政见者，而且也扩大到劳动人民身上。恐怖不是用来保卫革命，而是用来维持雅各宾派领导集团的统治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罗伯斯庇尔说来，“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①。恐怖政策发展到极点，便是 1794 年 6 月 10 日通过的关于改组革命法庭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审判的程序大大简化，不但取消了预审制，而且在物证不足时，法庭可以按“意识上的根据”作出判决。法律还规定：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而这样的阴谋分子不准许有辩护人。而且按照这个法律，惩罚罪犯的办法一律定为死刑。这个法律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古东提出来的，其用意是翦除一切反对罗伯斯庇尔派的人，以图巩固自己的统治。从 6 月 10 日起至热月政变时为止的仅仅一个半月内，就处死 2285 人，平均

每周处死 326 人。每天将近有 50 人被送上断头台。加在被处死者身上的罪名一般都是“共和国的敌人”、“自由的敌人”、“祖国的敌人”等等。任何人，只要被扣上这样的“帽子”，就休想活命。这就弄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恐怖气氛笼罩全国。

①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7 卷，第 146 页。

实际上，上述情况都是罗伯斯庇尔独断独行所造成的。罗伯斯庇尔的独断独行，又是雅各宾专政的体制所造成的。

总之，一方面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个人专权和滥用恐怖，这就为一心一意想推翻雅各宾专政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可乘之机。

早在雅各宾专政的初期，法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对革命政府以恐怖手段制裁资产阶级的非法活动心怀不满了。但是在 1793 年年底以前，他们的不满尚未发展到想推翻雅各宾专政的程度。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上，革命专政内部还是巩固的、团结的，它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想推翻它也不那末容易，更何况当时他们还需要这个专政，如果没有这个专政抗击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封建制度就有复辟的可能，而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的。但是，等到 1794 年入春以后，情况变了：当时雅各宾派领导集团已失去人民的支持，要想推翻它，是轻而易举的。而且在法军迭次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封建复辟的威胁已经解除了，资产阶级不再需要雅各宾专政了。同时，资产阶级对于 1789 年以来的政局多变早就感到厌倦，而对于雅各宾专政下面的变幻莫测的政局更感到不安，他们要求有一个安定的局面，以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基于上面几种原因，资产阶级在 1794 年上半年就下定决心颠覆雅各宾派的统治。他们的政治上的代表就是沼泽派及丹敦派残余分子，而被打倒的、被镇压的吉伦特派及阿贝尔派残余分子也附合了他们。这些派别在 1794 年 4 月末及 5 月初就形成一个反对雅各宾政府的密谋集团。这个集团中的人分布在几乎所有的政权机关内部——国民大会、公安委员会及社会保安委员会。罗伯斯庇尔等人对此已有所觉察。到 6 月中旬，公安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在不同的程度上与这个密谋集团发生联系，在社会保安委员会里面，他们的势力更大。罗伯斯庇尔在 7 月初不得不退出公安委员会。但是他在国民大会、雅各宾俱乐部中还有很高的威信。

1794 年 7 月 26 日（热月 8 日），罗伯斯庇尔开始向这个敌对势力反攻，他在国民大会上公开揭发他们推翻共和国的企图。他要求改组公安委员会及社会保安委员会，要求惩办“共和国的敌人”。当场有人叫他举出他要惩罚的人的名字来，但是他又不明白答复。这就引起了许多代表的疑惧。密谋集团决定抢先下手。他们在当天夜里通宵开会，决定在第二天打击罗伯斯庇尔等人，并且拟出了行动的计划，分配了参加行动的角色。

7 月 27 日，所有代表都出席了国民大会，这是一个闷热的日子，大家都

预感到将有暴风雨来临。中午 12 时，圣·鞠斯特走上了讲台，正准备发言指责“敌人的阴谋”，却为密谋集团中的领袖之一俾约-瓦棱阻止住了。接着以俾约·瓦棱为首的密谋分子便公开责难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专制魔王。罗伯斯庇尔几次走上讲台想发言，都被拦阻了。这时突然社会保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卢塞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在场的全体密谋分子的鼓掌欢迎和赞同。国民大会乃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古东及圣·鞠斯特的决议。于是这些人都当场被逮捕了。

消息传出后，巴黎公社便号召巴黎人民起来拯救雅各宾派领袖。为了响应这个号召，巴黎各区公所派出武装人员及炮手把罗伯斯庇尔等人从监禁中救出来，一同回到公社。当夜罗伯斯庇尔等人开会决定马上举行武装暴动。但是巴黎群众没有起来响应。而密谋集团却纠集了资产阶级武装队伍，向巴黎公社进攻，结果重新逮捕了罗伯斯庇尔等人。第二天，这几个雅各宾派领导人都被送上断头台。这里顺便指出：巴黎劳动人民之所以在这次政变中袖手旁观，主要是因为他们几个月以来就不满罗伯斯庇尔，特别是 7 月 23 日关于降低工资标准的法令，更加深了他们的不满。

雅各宾专政之倾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1789 年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一直处在政治动荡、干戈扰攘的杌陧不安之中。这种局面之出现，在破坏旧制度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进入 1794 年以后，破坏旧制度的任务业已完成，建设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而动荡不安的局面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的，因此法国历史的发展要求结束这个局面，而只有推翻雅各宾专政，才能结束这个局面。这样，推翻雅各宾专政，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波澜起伏、曲折复杂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势力的顽抗及他们与英国及欧洲封建君主的勾结，广大人民之一再奋起斗争——这一切呈现出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雄伟、壮丽的惊心动魄的图景。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并且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推动了革命前进，影响了革命的立法，争取到一系列民主成果，从而在革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人民群众的推动，革命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经历了立宪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及雅各宾专政的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雅各宾专政是革命最深入、最彻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但击败了外国干涉军，平定了反革命叛乱，从而保卫了革命，不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在农村的统治，用民主方式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而且在对敌斗争中还使用了“平民方式”。因此，法国大革命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 世纪下期的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深入彻底，固然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但是也与下面几个情况有关：首先，在革命前夕，资本主义与封建关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比英、美革命前更为尖锐的地步；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之间的斗争特别剧烈，法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在封建主的剥削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也特别深重。压迫愈甚，反抗亦愈烈；革命开始后，法国受压迫的城乡广大劳动人民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革命斗争，因而革命的彻底是必然的。其次，领导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也比英、美更为成熟，他们长时期受启蒙思想熏陶，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宏伟目标。再者，在革命爆发后，法国资产阶级面临的是比英、美革命时更为强大的敌人：贵族僧侣阶级（与英国不同，法国贵族没有分裂出新贵族）与欧洲反法联军勾结在一起共同干涉法国革命。因

此，法国资产阶级便不能不联合人民。资产阶级既然与人民建立联盟，就不能不满足人民的革命要求，实行比较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革。

诚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不过是用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但是，这次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怀疑的，它不仅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且它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及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说整个 19 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度过的。因此，马克思称这次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①

①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3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