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易·波拿巴政变

在把六月起义镇压下去之后，制宪会议便推选卡芬雅克为国家临时元首

——执政。于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控制了制宪会议，而且也掌握了行政大权，因而确立了共和派的全面统治。

在建立了自己的全面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便一个接一个取消了人民在二月革命后所争得的一切革命成果。制宪会议于 7 月 28 日通过法令，要求政府和警察严密监视俱乐部的活动，实质便是限制集会结社的自由。8 月 9 日到 11 日又通过出版法令，规定：要出版一种报纸，必须缴纳高额的赋税（在巴黎为 24，000 法郎），这等于限制出版自由。制宪会议又在 8 月30 日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把工作日恢复为 12 小时。制宪会议拒绝了

①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4 页。

小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延期偿付债务的要求，恢复了债务囚禁法。卡芬雅克还对拒不缴纳 45 生丁的附加税的农民进行迫害。这些造成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不满。

制宪会议在 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了一部宪法，确认了普选制。关于国家组织，宪法规定：立法会议是最高立法机关，每隔两年由人民投票选出。总统为最高行政元首，四年选举一次，也是由人民直接选出。但是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总统权力很大，他可以任免内阁，内阁向他负责。总统权力规定得如此之大，目的是为了有效地镇压工人运动。宪法虽然承认人民应该享有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信仰等自由，但是同时又强调这些自由必须受国家监督，不得影响“社会安全”。宪法虽然规定了普选权，但是又以选举人必须在该选区居住半年以上的条件来限制这个权利（这对于居无定所的工人很为不利）。因此，马克思在分析这部宪法时指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①

宪法通过后，便是总统选举。参加总统竞选的共有六个候选人。巴黎的工人提出当时仍囚禁在监狱中的拉斯拜尔为候选人。小资产阶级各民主阶层的候选人是赖德律·洛兰。资产阶级共和派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的候选人是卡芬雅克，另一个集团的候选人为拉马丁。大资产阶级的波拿巴派提出了路易·波拿巴为候选人。奥尔良派提出盛加尼埃为候选人。

六个总统候选人中，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卡芬雅克当时是政府首脑，可以充分地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为自己的竞选服务。而路易·波拿巴在当时却受到大资产阶级中有权势的人物的支持。所以，在总统的竞选中，路易·波拿巴便成了卡芬雅克的劲敌。

卡芬雅克为了击败路易·波拿巴，便利用其政府首脑的职权，极力拉拢教权派和君主派。为了博得教权派与君主派的欢心，卡芬雅克便决定利用意大利事件。1848 年 11 月，罗马爆发了起义，推翻了教皇庇护九世的政权，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这时，卡芬雅克便派遣了一支法国舰队到罗马附近的契维塔—米克基亚保护教皇，准备把教皇送到法国。此举的目的是要教权派的领袖相信，他比教权派更仇视罗马共和国。但是，卡芬雅克的计谋变成了泡影，罗马教皇拒绝接受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殷切接待，而甘愿逃到加埃塔，藏身在那不勒斯的刺刀保护下。

卡芬雅克不仅没有取得教权派的信任，而且他对君主派和教权派过分的、公开的卑躬屈膝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愤恨，这就使他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丧失了一部分选票。

路易·波拿巴（1808～1873 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儿。他才能平庸，野心很大。他企图学习他的伯父，在法国建立一个新的帝国，因此，曾两次试

① 马克思：《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88 页。

图夺取法国政权（1836 年和 1840 年），不过先后都失败了。1844 年，他在狱中写了一本小册子《论消灭贫穷》，在这本小册子里把自己打扮成为劳动群众的“代表”。其实，他在暗地里干着勾结大资本家的勾当，发展其党羽势力。他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党派”的人，是“民族统一”的坚决维护者，是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他答应为资产阶级“确保社会秩序，免遭一切侵害”；答应给天主教徒“传教自由”；向工人保证“大赦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向农民保证“减轻赋税”和“保护小土地私有制”，并且用“低息贷款”来安抚小资产阶级等等。在经济危机、贫困、破产和失业的情况下，路易·波拿巴关于提高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恢复商业和物质繁荣，人人都能找到工作等“诺言”，就显得特别诱惑人和特别具有魅力。

1848 年 12 月 10 日总统选举结果，路易·波拿巴以绝对优势的选票，当选为法国的总统。

路易·波拿巴之所以当选总统，是因为他不仅得到了大资产阶级和君主派强有力的支持，而且骗取了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信任。大部分工人投路易·波拿巴的票是为了向“六月的屠夫”报仇，推翻卡芬雅克的统治。小资产阶级因不满共和派政府的政策也投了波拿巴的票。农民之投波拿巴的票，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的。19 世纪上期法国农民在高利贷者及资产阶级国家的剥削下，生活每况愈下，很多人把土地抵押出去作为向高利贷者告贷的保证。他们最担心失去小块土地，他们希望波拿巴上台能保护他们的土地财产。农民投票拥护波拿巴是他获胜的主要原因，因为农民占选民的大多数。君主派及大资产阶级则视波拿巴之上台为君主制复辟的开端，所以也投了他的票。波拿巴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利乘便，利用各种阶级矛盾而赢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1848 年 12 月 20 日，卡芬雅克辞去执政职务，波拿巴就任法国总统。但是，波拿巴不满足于当总统，他梦寐以求的是：步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后尘，建立个人独裁，恢复帝制。因此，在他就任总统后，他便一心一意去消灭自己的政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所使用的惯常手法，便是联合未来的政敌共同打击自己的当前的政敌，等当前的敌人被消灭后，再去消灭自己的同盟者。在他就职后所遇到的主要政敌，便是共和派，因为共和派所把持的制宪会议坚持不肯解散，也不举行立法会议的选举。在这个情况下，为了对付共和派，波拿巴决定利用和联合秩序党。秩序党包括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它在六月起义后才出头露面。正统派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拥戴被七月革命所推翻的波旁王朝；奥尔良派代表大金融贵族的利益，他们希望七月王朝复辟。大土地所有者此时都资产阶级化了，所以整个说来秩序党是代表法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强大党派。这个党内的两派尽管各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对抗共和派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暂时尚能团结在一个党里。

为了对付把持政权不放的共和派，波拿巴首先任命奥尔良派巴洛为第一

届内阁总理。巴洛乃网罗奥尔良派及正统派组成了秩序党内阁。波拿巴还任命秩序党人盛加尼埃为国民军及别动队的司令。然后波拿巴与内阁、军队共同向制宪会议施加压力，后者不得不在 1849 年 5 月 29 日解散，而让位给根据宪法选出的立法会议。

在立法会议中，势力最大的便是秩序党，秩序党的反对派便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立法会议开幕后不久，民主派便攻击秩序党及总统的对外政策，攻击他们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① ，认为这是侵犯外国人民的自由。1849 年 6 月 11 日民主派提议将总统及其内阁阁员交付法庭审讯，因为宪法禁止运用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力量去反对任何人民的自由。但是，这个提议被立法会议否决了。民主派在立法会议中遭到失败后，便在 6 月 13 日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反抗政府。这个号召只是得到微弱的响应，在当天有一些群众举行示威游行，但是很快地就被军队驱散了。民主派在 6 月 13 日的失败，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及动摇性。

在镇压 6 月 13 日民主党的发动后，反动政府又实行了高压政策：下令逮捕民主派议员，民主派领袖赖德律·洛兰亡命英国。

民主派失败后，秩序党就成为波拿巴的主要对手，因为该党不但控制立法会议，而且还掌握内阁和军权。为了对付这个强大对手，波拿巴乃先培植自己的势力。他在 1849 年 9 月底成立了一个团体，名曰“十二月十日会”，

这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拼凑而成的，共有 1 万人。参加这个团体的流氓们既是帮凶又是帮闲，专门殴打革命人士，而当波拿巴到处演说时，这些流氓们就替他捧场。

1849 年 11 月 1 日，波拿巴罢免了秩序党人巴洛内阁，另委托自己的亲信特豪普尔组织内阁，这样就把行政大权从秩序党手中夺过来。波拿巴与秩序党斗争的下一个步骤便是从他们手中夺取军权。不过，在采取这个步骤之前，波拿巴暂时与秩序党控制下的立法会议狼狈为奸，宴行一系列反动政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 1849 年 12 月 20 日颁布的关于恢复酒税的法律及 1850

年 3 月 15 日公布的国民教育条例，前者对于酿酒的农民颇为不利，后者把学校交到天主教僧侣手中。这些反动政策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极大不满，这种不满明显地表现在 1850 年 3 月 10 日的补充选举上。在这次选举中，有一些工人和民主派当选。这在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恐慌。立法会议中的秩序党认为这是普选制造成的，因而在 5 月 31 日取消了普选制，指望借此来巩固自己在立法会议中的地位。

普选制取消后，波拿巴便利用这一点向立法会议进行敲诈勒索，索取 300 万法郎的年金，并且表示如果立法会议拒绝这个要求，他就把立法会议取消选举权的犯罪行为诉诸人民。立法会议只好让步，拨出 216 万法郎送给他。不久，他就利用这笔钱去收买军队，用金钱、美酒、佳肴去招待军官及士兵，

① 1849 年春，法国政府派 1 万法军到意大利的罗马，企图帮助被黜的教皇复辟。

以此笼络军心。1850 年 10 月 10 日在大检阅中，军队走过他的身边时一致高呼：“拿破仑万岁！皇帝万岁！”有了军队做靠山，波拿巴便又进一步采取行动，1851 年 1 月 10 日把秩序党人盛加尼埃的总司令职务免除，于是把军权也从秩序党手中夺过来了。

秩序党在丧失行政权及军权之后，其内部就开始涣散了。在立法会议中，有不少秩序党人感到前途无望而脱离了这个党。接着又分裂为正统派及奥尔良派，而这两派又分裂成许多小的党派，彼此之间争吵不休。1851 年又赶上法国发生经济危机。但是，法国资产阶级当时认识不到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引起来的，他们把经济危机归咎于秩序党内部的纠纷，并且迫切要求出现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波拿巴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传唯有建立军事独裁才能挽救法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就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对波拿巴抱很大的幻想和期待。

到 1851 年冬，波拿巴感到建立军事独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就窃夺

了银行大批款项，收买军官及士兵，在 12 月 1 日利用军队发动政变。军队占领了巴黎重要据点，包围了立法会议大厅，逮捕其中首要的秩序党议员。政变成功后，波拿巴便成为军事独裁者，并且在翌年 12 月举行加冕礼，正式即位为皇帝。法国宣布为帝国，这便是法兰西第二帝国。

路易·波拿巴独裁是大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反革命统治形式是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而且在斗争中的主要阶级力量基本平衡，即资产阶级已无力彻底镇压革命力量，而无产阶级力量又很软弱，不能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形势下产生出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权是代表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阶层，即由银行家、高利贷者和大地主构成的金融寡头以及和宫廷、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工业家们的利益。这个反动政权使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加强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 1848 年法国革命，在革命失败后，写出了许多光辉的著作，其中主要的有《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总结了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思想。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国家问题只是提出了“最一般的概念”，“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①马克思根据 1848 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在国家问题上又进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指出：“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133、134 页。

①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必须彻底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 年 4 月 12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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