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拿破仑政权的反人民性

拿破仑政权不但具有上述两面性，而且还有其严重的反人民性：他扼杀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成果，把劳动人民践踏在脚下，对全国人民实行军事警察的高压统治。这个政权的反人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拿破仑强化了镇压人民的官僚军事警察机器。

法国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早在君主专制时代就形成了，但是只有到拿破仑时代，法国才真正有了更完善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机器。

1800 年 2 月 17 日的法律确定了法国的新的行政制度，取消了大革命时

期建立的自治。法国全国划分为 18 省，省长有掌管全省行政事务的大权。不但省长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且省参议官和省议会议员都由第一执政任命。省下有县，县下有公社，县有县长，公社有市长。县长及人口在 5000 人以

上的公社的市长，也均由中央任命。人口在 5000 人以下的公社的市长由省长委任，但是都对中央政府负责。一句话，大革命时期民选的官吏，都为上级任命的官吏所代替。

为了加强控制，拿破仑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的警察系统。警察遍布全国，他们无孔不入，到处监视人民的言行。在巴黎设置一个特殊的警务总部，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活跃分子傅歇为其长官。

拿破仑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里分出来，以便把警察置于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下面。与警察并存的还有宪兵队。警察与宪兵都拥有极大的权限。傅歇把侦探及告密人派到全国各地，他们随时随地把人民的言行秘密地上报给中央。还设置专门机构严格检查来往书信。为了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控制，拿破仑甚至想制订一套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警察、宪兵肆意捕人，不但逮捕政治犯，而且还徇情枉法，为了某些有权势者的利益，而滥捕无辜者。除了在各地设置监狱外，还成立变相的监狱——疯人院，把政治犯送进疯人院中折磨。诗人德索盖斯在 1804 年发表一首讽刺拿破仑的

短诗，结果作为疯子被监禁到疯人院里。一位医生富尔在 1804 年 12 月 5 日曾因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也被关押起来。警察头子傅歇利用自己的职权及地位，干了大量贪污舞弊的勾当。他从颁发护照及枪支执照的收费中，从没收反叛分子的财产中，贪污了大量赃款，因而发了财。一般的警察和宪兵也无恶不作，从欺诈、勒索到陷害杀人，无所不为。由于对傅歇

不信任，拿破仑还另外成立一支警察队伍，专门监视傅歇的活动。

到帝国晚期，警察、宪兵的肆虐更变本加厉了。由于他们任意捕人，监狱有人满之患。1810 年建立了八个国家监狱（大革命前法国只有一个国家监狱——巴士底大狱），到 1814 年，有 2500 名政治犯被监禁在狱里。刑法也越来越残酷，恢复了大革命前的野蛮刑罚：烙面、枷刑及砍手等等。

有一次，拿破仑向他的近臣夏普塔尔说：“对内对外我都是用我所引起的恐惧来统治的。”这句话暴露出拿破仑军事独裁统治的真面目。

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军队由大革命时期的民主的军队转变为雇用的常备军，高级军官一律由拿破仑自己任命。他还建立了皇帝近卫军。

除了官僚、警察、军队（拿破仑独裁统治的三个主要杠杆）而外，天主教教会也成了拿破仑统治人民的工具。

1801 年 7 月，拿破仑与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签订了教务条约（concordat），承认天主教是法国绝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神甫、主教及大主教都由法国政府任命而由教皇批准，所有的教士的薪俸都由法国政府负责发给。另一方面，教皇承认大革命中出卖教会土地财产为合法，他宣布不再打扰新的土地所有者，户口册籍的登记仍归地方官办理。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目的，不仅在于恢复社会的安宁（因为反革命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天主教僧侣煽动起来的，现在与天主教达成协议可以消弭叛乱的根源），而且也在于把天主教教会变为巩固他的个人独裁的精神工具。他说：“当我一掌握政权，我就⋯⋯ 重建宗教。我使它成为我所从事的建筑物的根基。我把它看成是各项健全原则和善良德行的支柱。”他曾参与审订的《教义问答》成为教会用来“教育” 信徒的必读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贯串了效忠及服从皇帝的思想。比如其中有这样的话：“尊敬和侍奉我皇陛下就是尊敬和侍奉上帝。”“谁要反对拿破仑皇帝，谁就是反对上帝自己建立的制度，谁就要终身受到谴责。”显然，拿破仑是想以此来神化皇帝个人。

拿破仑恢复天主教的另一个目的，便是想利用它来维护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他在 1800 年对人说：“没有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没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忍受这种差别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是在来生和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诚然，建立这个高度集中的、强大的官僚警察机器，对于对外战争及打败反法同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摆脱一切羁绊和拘束，而中央集权的军事官僚机构恰恰起了束缚和限制作用。它不但限制了地方上的主动性，而且也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活动及自由思考，禁锢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而且，在这个制度下，皇帝一人握有至高无上的大权，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听命于一个人的意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性与合理性，都取决于皇帝一

人的喜怒哀乐。从表面上看，这架官僚军事机器强大有力，效能很高，皇帝一人气使颐指，一呼百诺。但是这个制度窒息了人民的生气，压抑了人民的活力，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繁荣。可以说，拿破仑之加强国家机器及中央集权，是与他之保护及鼓励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相矛盾的。假如在这个时期法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及地方自治的话，法国资本主义是会有更大的发展的。

第二，拿破仑破坏了大革命期间所确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拿破仑是从内心中仇视大革命的原则的，他曾对大法官莫雷伯爵说过：“这些被称为 1789 年原则的学说，将永远成为各时代的不满分子、野心家和思想家所利用的威胁性武器。”首先他废弃了代议制度。他虽然在表面上保存了代议制的躯壳，但是在实际上他一个人总揽立法、行政及司法大权。按照共和八年（1800 年）的宪法，提出法律的权力属于第一执政：第一执政通过国务院提出一切法律。保民院有权讨论法律，而无权表决通过它，立法院有权表决通过它，而无权讨论。元老院有权判断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牾，如果认为它与宪法相抵牾，则有权废除它。这样，立法权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使得拿破仑个人任意操纵立法。1807 年保民院被解散了，立法院也几乎停止召集。元老院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完全听命于拿破仑。到此，立法权名符其实地归拿破仑一人掌握。

其次，拿破仑也剥夺了人民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普选权。共和第八年宪法规定：凡年达 21 岁的法国人（仆役除外）皆有选举权，但是他们不能直接选举中央立法机关各院的成员，而只能选举候选人，即所谓“知名之士”。然后由元老院在这些“知名之士”的名单上酌量选拔国务院委员、保民院委员及立法院委员。元老院是拿破仑任命的终身职。这样，所谓人民的普选权，不过是拿破仑个人独裁的遮羞布罢了。

最后，拿破仑也取消了人民在大革命中赢得的自由民主权利。出版自由在督政府时期就几乎不存在了，现在最后被消除了。1800 年 1 月 17 日封闭

73 家报纸中的 60 家，残存下来的定期刊物、书籍、小册子，则由警务大臣和各省省长控制。言论自由完全被禁绝了。拿破仑对知识分子防范更严，凡作品及言论中稍微有一点点自由主义色彩者，都严加取缔。拿破仑特别讨厌“印刷品，因为它们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1807 年，夏托布里安的一篇文章由于触犯忌讳而使得登载这篇文章的《信使报》遭到取缔。1808 年 8 月，拿破仑下令：每省只许存在一种报纸，因而有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

工人也受到残酷的迫害。工人参加工会和罢工的权利被剥夺了。刑法规定：凡参加工会及罢工者，处以一个月到三个月的监禁（发起人为两年到三年）。从 1803 年 12 月 1 日起实行工人身份证制度，在身份证上记载对工人的鉴定。凡未持有身份证者，就被视为流浪人。法律规定：流浪人或乞丐都要被关进监狱式的习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