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恐怖

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从 1793 年 7 月起到 9 月止，革命民主专政

体制逐步确立。在 7 月，国民大会的权力就已经开始强化了。它不但有最高的立法大权，而且也掌管行政大权，它所制定的法律由其下面的公安委员会执行。公安委员会成立于 1793 年 4 月 6 日，但是到 7 月 10 日就由国民大会把它改选，丹敦由于倾向于与吉伦特派妥协而被免职，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圣·鞠斯特和古东等人当选为委员。7 月 27 日，罗伯斯庇尔本人也参加了公安委员会，并且领导了它。公安委员会从属于国民大会，向它负责，可以说是国民大会下面的办事机关，掌握了军事、外交及行政大权，也有权发命令逮捕人。公安委员会的命令由国民大会的特派员执行，这些特派员都是国民大会的代表，有的人本身就是公安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被派赴各地，前方及后方，传达中央的方针及指示，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领导及组织人民抗战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公安委员会下面有社会保安委员会，它负责警察工作，与内部反革命作斗争。

革命政府的支柱及左右手，除了巴黎公社及巴黎各区公所外，还有革命委员会、雅各宾俱乐部、各地的公社及人民协会。革命委员会遍于各地，它们是群众广泛参加国家工作及政治斗争的组织形式，它们是由各地的公社选出，专门对付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在革命专政中起了重大作用。雅客宾俱乐部有三千多个支部，分布于各地。它们有严格的章程，经常清洗自己的队伍，

开除嫌疑分子及投机分子。在俱乐部里，会员都是平等的，没有将军、部长、特派员之分。各地的公社都掌握在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及民主知识分子手中。人民协会是群众的政治教育的中心，在这里讨论一切重大政治问题。

在这些机关团体的帮助下，国民大会的命令及法令可以下达到全国各个角落，并且迅速地被执行。因此，法国中央集权到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空前彻底的地步。

雅各宾专政实际上把革命恐怖及打击敌人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做是出于客观的需要，因为当时法国革命正处在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为了粉碎革命敌人的猖狂进攻，只能诉诸革命恐怖。这样做也是人民群众施加压力的结果。巴黎群众的代言人俾约-瓦棱在 9 月初就提议政府逮捕嫌疑分子。

国民大会在 9 月 17 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标志了革命恐怖的开始。罪大恶极的王后玛丽·安东尼特被送交法庭受审，以勾通外国制造反革命叛乱的罪名被送上断头台（10 月 16 日）。在 6 月 2 日革命中被逮捕的吉伦特

派首领 21 人也在 10 月 31 日被押赴刑场处决，其中有布里索、微尼奥及煊赫一时的罗兰夫人。她的丈夫听到她被处死，便自杀了。

毋庸讳言，雅各宾派在施行革命恐怖的时候，在一些场合不必要地把恐怖扩大化了，杀人也过多了。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被列入“嫌疑犯” 的不仅有王党分子及反革命分子，而且也有“冷淡而畏葸的人”，其中包括“并无其他过错而只是未能履行选举职责的人民在内”。这就扩大了打击面。更严重的是杀人过多。隆山、科洛·得巴及傅歇等人在镇压里昂反革命叛乱之际，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杀了好多人。他们嫌用断头机杀人太慢，而辅之以炮轰和集体枪杀。卡利叶在南特活活溺杀了两千多名叛乱的参加者。卡利叶有一次不经审判就下令处死两批人：第一批处死的 24 名中有两名年仅

13 岁，另两名年仅 14 岁。

雅各宾政府也用恐怖手段去推行社会经济措施：无情地打击奸商、投机商及囤积居奇者。这些果断措施也是在人民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实行的。

当时法国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物价不断上涨，商人的投机活动极为猖獗。5 月 4 日的限价法令，形同具文，因为奸商并不把它放在眼里， 他们照旧任意抬高粮价，甚至囤积不卖，以致市场上粮食奇缺。

1793 年 6 月 25 日，扎克·卢向国民大会提出请愿书，严厉谴责奸商， 说他们是“自私自利者和骗子”。他指出：“当一个阶级可以毫无顾忌地饿死另一个阶级时，自由不过是空虚的幻想；当富人用垄断对其同类操生杀大权时，平等不过是空虚的幻想。”到 7 月下旬，巴黎粮食更缺，因为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各省的叛乱，断绝了对于巴黎的粮食供应。市面上时常发生骚乱，形势异常严重。因此，国民大会不能不在 7 月 27 日通过一项严禁囤积的法令，它规定：凡是藏有货物者，都要在一个星期内把所藏货物的数量报告市政机关，市政机关得派经济检查员核实报告的真伪，并监视商品的出售。商人不报告或报告不实者，一经查出，即处以死刑，其财产予以没收。

而包庇罪犯的官吏，亦一律处以死刑。对于告密者，将被没收的货物的三分之一送给他作为奖励。

到 1793 年 8 月底，由于天旱水浅磨房停工之故，又发生粮食恐慌。巴黎公社的阿贝尔加紧进行煽动，他不仅攻击粮食囤积者，而且攻击整个商人。这时正值各省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9 月 2 日，传来了关于英军在 8 月

26 日占领土伦的消息。这些消息好像火上浇油，巴黎人民的愤怒再也按捺不住了。9 月 5 日，巴黎的手工工场工人、建筑工人、石匠及铜匠等等，在肖美特、阿贝尔的领导下，举行示威，示威者的旗帜上写着：“向暴君宣战！” “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群众要求实行全面限价，要求用恐怖政策对待奸商，特别要求组织“革命军”到农村去监督征粮工作，他们高呼： “断头台应该跟着这个军队走。”

这次示威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当天国民大会就颁布了建立革命军的法令。革命军组织起来后，人数达 7000 人，其任务是到农村向地主、富农征

发余粮，并且有权搜查粮食，对于隐匿粮食者，予以逮捕。国民大会又在 9

月 29 日颁布了全面限价法，为一切商品特别是日常必需品都规定了最高价

格。最高价格的计算方法是：按 1790 年的售价提高三分之一，再加上运费和利润。如有违反限价的，对于买卖双方都要课以罚款，以奖给告发者，罚款数为违法出售价格的二倍，被罚者的姓名，须登记于嫌疑犯名册，送革命法庭惩处。情节严重的，处以死刑。但是同时，国民大会也对工人工资规定了最高限度，按 1790 年的工资提高 50％。

10 月间，国民大会又成立中央粮食和供应委员会，它握有管理经济的大权，有权征发粮食及处理粮食。巴黎公社在肖美特的领导下，把巴黎全市的粮食都放到政府的控制之下，派专员到处搜查藏匿的粮食。巴黎实行面包配给制，发给每个人面包证，凭证购买面包。其他城市也模仿巴黎的榜样。

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在保证军需民食及消灭饥饿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必须指出：在与奸商的投机牟利及囤积居奇的行为作斗争的时候， 也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倾向。比如在巴黎，挨户搜查囤积居奇的人员，往往把居民家中仅有的少量粮食都没收了。有一次，马拉区的检查员杜克罗格在一位有七口人要养活的公民家里发现 36 个鸡蛋，于是他立即把这些鸡蛋全部

没收，然后分给 36 个市民。掌握革命军的阿贝尔派分子不但要求镇压投机商人及囤积居奇分子，而且也主张镇压一般奉公守法的商人，甚至街头小贩也不放过。阿贝尔本人在《杜先老爹报》上写道：“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我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我发现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这样就把恐怖扩大到普通人民身上。1794 年 2 月 23 日，阿贝尔建议派革命军带断头机到农村去，以解决粮食缺乏问题，他号召用这个办法去改变“农村居民”的贪馋心。傅歇在执行征发粮食政策时，曾下令：不服从征发令的农民，要在公众场所被示众，在身上挂标明“人民饥荒制造者，国家

的叛逆”的牌子，倘若再犯，就把他拘留到和平时为止，除为其本人及家属所最必需的以外，其余财产一律没收。傅歇得意地表示：“在这里，谁也觉得富有是可耻。”这样，雅各宾专政政府不但大搞平均主义，而且把平均主义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这些过火的举措，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不过总的说来，雅各宾专政对反革命及奸商实行恐怖是应该肯定的。它把政治恐怖和经济恐怖结合在一起，因而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不但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奸商的罪恶活动，对于粉碎国内外敌人的进攻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