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宪章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在宪章运动的初期，参加运动的有以下几个集团：

第一是工厂工人。这是最先进的集团，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稳固、最可靠的部分。但是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他们中间没有产生运动的领袖来领导全国运动。

第二是矿工，他们热烈支持宪章运动，武装起义的思想在矿工中间是很牢固的。

第三是绝望的手工业者，他们在数量上是工人阶级中的重要部分。这部分工人参加运动是通过反抗“新贫民法”的斗争。这个集团为宪章运动提供

① 马克思：《宪章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390～391 页。

了最积极的力量，它富于拚命精神，同时总是向往过去，不满现在（1800 年左右每周挣 20 先令，而现在只有六七先令）。爱尔兰移民在这个集团中占很大的比重，他们从爱尔兰带来了斗争的传统及对于权威的仇恨。从爱尔兰移民中涌现出好几个杰出的领袖：如欧布莱恩和弗格斯·欧康诺等。

第四个集团是技术工匠，他们是“伦敦工人协会”的基本队伍。但是他们在生活上的优裕地位及脱离大生产，使得他们无法摆脱和平斗争的观点。因此，尽管运动之发生得力于他们的首先倡导，但是等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就逐渐变为运动的阻碍力量。

除了上述四个劳动集团以外，伯明翰的中等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急进分子也作为“同路人”参加了宪章运动。他们在 1837 年春天又把“伯明翰政治联盟”恢复起来。伯明翰及伯明翰附近地区的阶级情况很为特殊，在这里，中等阶级特别急进，他们和工人没有显著的区别，因为他们所经营的生产是小规模的、家庭式的和近乎包工性质的生产。伯明翰的急进分子在搞政治运动方面有高度的技巧，如在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召开群众大会，偶然搞一次适可而止的暴动以及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引向一个仔细准备好的高潮等方面，他们都是老手。因此，他们能够把伯明翰的工人领导起来。但是，后来斗争的发展使他们失去对伯明翰的工人的领导地位，于是他们便脱离了运动。

参加宪章运动的成分如此复杂，在观点及策略问题上也不一致，因而分成右中左三派。右派包括以洛维特为代表的伦敦的富裕技术工匠，还有以阿特伍德为首的代表伯明翰小业主利益的急进分子。这一派由于生活上比较优裕，在政治上抱温和的态度，他们强调在争取宪章的斗争中采取和平的、合法的手段——进行文字宣传、举行群众集会及组织群众签名向国会请愿。他们坚决反对诉诸革命手段和暴力行动，洛维特说：“凡提出革命斗争，号召诉诸武力的人，都是我们首先要反对的人”。中间派的代表人物是弗格斯·欧康诺。欧康诺一开始就得到北方的大多数产业工人、矿工以及破产的手工业工人的拥护。不过他的社会经济主张是错误的，他把恢复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作为工人斗争的终极目标。而且，虽然他口头上侈谈暴力或武装起义，但是他一到紧要关头就退缩了。左派领袖有欧布莱恩和哈尼。欧布莱恩在思想上深受欧文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是对于阶级斗争的理解却远远超过欧文，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哈尼早在 1838 年就和洛维特分道扬镳，单独创立了自己的组织“民主协会”。他写道：“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获得宪章，这个方法便是起义。”但是，他没有提出明确的行动纲领。这三派的意见分歧，在 1839 年宪章派全体代表大会前夕就表现得很明

显。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向国会提出请愿，要求国会采纳《人民宪章》的六点要求。在会期迫近时，哈尼向大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国会拒绝我们的请愿——这是很可能的——那末应当怎么办？”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洛维特派及伯明翰的急进派的回答是：应该采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左派

主张举行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欧康诺和绝大多数的领袖们反对左派的主张，但是他们自己又没有明确的办法。结果，到 2 月 4 日全体代表大会开会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决定。3 月 28 日，有三个急进派代表为了抗议左派的革命煽动，退出了大会。大会拖延到 5 月才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宣布鉴于政府正在武装富人来镇压穷人，根据宪法人民有权利武装自己，但同时又强调轻率地或在时机未成熟时使用武力的危险。决议案这种模棱两可的话，等于取消武装起义。实际上当时政府在曼彻斯特、约克郡、诺丁昂、南威尔斯及其他运动中心地区都派有军队严加戒备，准备随时进行镇压。同时，政府又征募富人及上层分子当特别警察。

代表大会感到本身受到威胁，在 5 月 7 日把有 125 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交给国会后，就迁移到伯明翰去。

7 月初，政府开始了镇压的行动：禁止群众集会，逮捕了许多人。7 月 4 日，从伦敦调一队特别警察到伯明翰，突然袭击了正在开会的宪章派群众大会，当场逮捕了宪章派领袖麦克杜尔和泰勒。随后，洛维特和科林斯也被逮捕。7 月 12 日，国会下院以 335 票对 46 票拒绝了请愿书。

国会的这些无理的行动，在人民群众中间引起了无比的愤慨，到处是群众的示威和集会，伯明翰的工人群众在一怒之下烧毁了店铺和货栈。同时，各地群众加紧进行武装和操练。在一所教堂门口张贴的一张传单，号召大家起来斗争：“要末‘大家都有面包吃’，要末‘大家流血’。准备好你们的匕首、手枪和枪枝，你们的长矛和火柴。大家整队前进，没有面包就流血，不能活着就死去。”

面对着群众的冲天义愤，宪章派代表大会在 7 月 16 日不得不通过一项

关于从 8 月 12 日开始举行总罢工的决议，但是为了实现这个决议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大会并没有和工会取得联系，而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总罢工的决议只能是一纸空文。后来代表大会又撤销了总罢工的决议。

这个退却，使得政府认为宪章派软弱可欺，乃在 8 月里又开始大逮捕，

把几十个宪章派关进了监狱。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代表大会只好在 9 月 12 日宣布解散。

但是，群众的积极性仍然很高，他们转入地下活动，并且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至于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因为文献不足，而且现存史料又互相抵牾。但是，至少关于南威尔斯的起义一事，是信而有征的。起义经过是这样：1839 年 11 月 3 日夜间，在约翰·弗洛斯特的率领下武装起来的数千名矿工，冒着倾盆大雨，从蒙摩斯河谷出发向纽波特前进，准备通过夜袭占领该城。当这一支队伍在晨光微曦中到达纽波特时，已经疲惫不堪了，这时，他们突然遭到埋伏在西门饭店中的军队的袭击，但是起义者并没有退缩，而是猛攻该饭店达 20 分钟之久。结果失败，有 14 人被打死，50 多人受伤。在

以后几天内有 125 人被捕，其中有弗洛斯特。最初这些人被判处死刑，但后来在群众压力下，又改判为流放。

这次起义为政府提供了借口，它在几个月之内，又逮捕了大约 450 人，

其中包括欧康诺、欧布莱恩等著名领袖①。由于失去领袖，更由于 1840 年经济景况开始好转，运动暂时走向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