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 世纪前半期的英国。宪章运动

（一）战后急进运动

长达二十余年的反法战争终于在 1815 年结束了，但是和平带来了许多困难。由于政府停止军事订货，许多重工业及军事企业倒闭了，英国商品在欧洲销售的困难①也促使英国多数工厂企业倒闭，因之失业工人人数遽增。陆海军士兵的复员（有 30 万人）也增大了失业者的队伍。与此同时，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大下降。

反法战争结束时国债达 86，400 余万镑，利息也有 3000 万镑，购买国债券的大资产阶级发了大财。为了把战争负担转嫁在劳动人民身上，政府取消了所得税，肆意增加间接税，间接税占去了平均工资的一半，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生活。而且，为了大地主的利益，国会在 1815 年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在国内市场小麦价格每夸脱②82 先令以下时，禁止外国小麦进口，这就人为地制造粮价上涨，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负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战后英国劳动人民状况极度恶化，不仅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陷于绝望，而且小资产阶级的日子也不好过。群众时常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们深切地认识到：为了摆脱贫困，为了改善生活，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参加国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争取选举权和改革国会。因此，从 1816 年起，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有广大工人群众

参加的急进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运动的目标，便是实现 18 世纪下期急进运动领袖卡特莱特所提出来的纲领要求。

这个时期工业资产阶级没有参加急进运动，因为他们害怕下层群众运动。他们继续留在 18 世纪 90 年代结成的反动联盟之内，与人民运动为敌。急进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威廉·科伯特（1763～1835 年）从 1816 年起

就出版一种售价低廉的报纸《政治纪事报》（每份只售两便士），发行数量达 6 万份。他在这个报纸上猛烈地攻击英国政治的窳败，他写道：“国会和政府操在少数人手里，他们不是用政权来谋公共福利，而是滥用自己的权势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和自己的亲戚朋友。” 他还谈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并且历举了劳动大众的种种苦难。他指出：“补救办法完全在于改革国会的下院或人民院，使每一个直接税的交纳者都享有选举权，并且一年选举一次。”

除了科伯特而外，还有许多群众领袖从事宣传鼓动活动，其中有塞尔文、瓦特逊等人。塞尔文在报纸上有力地揭露了英国国家的反动实质，他说： “把人民群众变为有产者的奴隶，是一切暴政的主要目的⋯⋯英国政府就是

① 战争结束后，欧洲诸国仍旧混乱和贫困，所以无力购买大量的英国商品。

② 1 夸脱等于 12.7 公斤。

始终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瓦特逊主张把“贵族和富人”从国家的统治中驱逐出去，而建立人民的政治统治。他说：与劳动者有关的一切法律都应该由劳动者自己制定，“他们是社会的唯一支柱，他们应该也是社会事务的唯一统治者”。一部分急进派报纸不但号召反对政府，而且也号召反对“为了自己的、自私的、生意人的利益”而与这个政府联盟的一切资产阶级。还有极少数人要求消灭君主制，建立共和国。

除了报刊宣传外，运动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群众示威及请愿的形式。1816 年，在格拉斯哥发生了工人和军队的流血冲突。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几乎有发展为武装起义之势。面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国会在 1817

年 1 月通过一项法令，授权当局禁止公众集会，并且宣布“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一年。

但是这些高压手段是压抑不住群众的政治热情的。在伦敦、伯明翰等地人们照旧举行群众大会。 1819 年 8 月 16 日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召开了有八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当天人们手持旗帜，排成队伍进入会场。担任主席的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亨利·罕特，他刚一开始讲话，政府派来的骑兵队伍便闯进会场横冲直撞，并且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 11 个人，有

400 人受伤。罕特等人也被捕，并被控以叛国罪。这次流血惨案，当代人称为“彼得卢大屠杀”①。反动政府为了替这次屠杀作辩解，还捏造事实，硬说这次大会阴谋暴动。甚至《泰晤士报》也承认这是谎言。

接着国会又在这一年 11 月通过六项特别法令，宣布禁止 50 人以上的集会，禁止举行训练或手持旗帜游行，警察有权搜查任何家庭，并逮捕一切手持武器的人。法令还规定：对一切售价在 6 便士以下的报刊或小册子均课以

4 便士的税（每份）。其目的是阻止像《政治纪事报》这一类民主刊物在群众中畅销。

8 月 16 日大屠杀及 11 月六项特别法令的颁布，并没有吓倒英勇的人民。人们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活动。急进运动中的少数左翼分子在锡斯尔伍德的领导下计划暗杀政府人员，参加这个计划的有几十名伦敦工人及手工业者。他们把武器秘密运到伦敦的卡托街，准备趁 1820 年 2 月 23 日内阁举行宴会的机会，暗杀内阁大臣。但是，这个计划被混进来的政府密探爱德华兹告发，参与计划的人被逮捕，以锡斯尔伍德为首的五个人被处死刑。锡斯尔伍德是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他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他之暗杀内阁大臣的计划，就是他的总的革命计划的一部分。他在断头台上表现得很为勇敢，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作为一切暴君的敌人而死的。”

在这个事件后不久，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地区爆发了工人的政治性总罢工，参加者达 6 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是煤矿工人。当时各地人民都

① 人们称之为“彼得卢大屠杀”，是因为反动政府的骑兵在圣彼得广场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冲杀，有如他们在四年前和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决战。

盼望这次总罢工将成为武装起义的序幕，但是始终没有发展为起义。只是有一小群罢工工人在政府密探的挑拨下，没有等待时机成熟就采取了武装行动，在邦尼姆尔与政府军打了一仗，结果还是失败。

然而，在采取高压措施之后，反动政府也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国会在1823 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修改了“谷物法”，规定：在国内小麦价格达到每夸脱 66 先令时，即允许外国小麦进口。1824 年，又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国会取消了 1799 年颁布的关于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从而使得工会的存在

合法化。不过，在企业家们的要求下，国会到 1825 年又通过新的法案，禁止工人举行罢工。尽管有这个禁令，英国工人毕竟为自己争取到成立工会的权利。而且，到 20 年代初，英国也克服了战后的经济困难而进入了经济高涨时期。因此，一个时候阶级斗争缓和下来，战后的急进运动也就销声敛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