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生活

杜尔凯姆又回到了孔德的观点，认为“合作，远非产生社会，而是像序言一样，自然而然地存在”。

杜尔凯姆在人类社会与我们所说的像蜂群一样的动物种群之间，发现了重要的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整体，蜂群的成员像抽纸一样具有连续性。”在这些种群中，单个个体持续不断地相互联系，使个体集合形成了社会。

杜尔凯姆认为，现实考量将人们聚到一起并形成社会：事实是，人们居住在同一岛屿，供奉同一祖先和神灵，传承相同的传统。

他提醒人们，卢梭、霍布斯和其他功利主义者，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即社会先于个人。

“集体生活并非源自个体生活，但个体生活源自集体生活，而合作更是道德及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和约翰·穆勒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即便约翰·穆勒曾经指责孔德试图在个人之上建立一个“专制”社会，韦伯依然决定继续研究孔德的课题，并对社会科学进行深入研究。韦伯和杜尔凯姆一样，利用统计观测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属性。韦伯和杜尔凯姆一样，声称发现了新教与天主教的重要区别，即对社会现实的不同见解。

韦伯在其久负盛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观点是，欧洲工业革命与反传统天主教的宗教实践相联系，形成了支持新教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更加强调努力工作的道德价值。

这种新思维方式的第二个优势在于，因被视为奖赏，物质财富和资产从某种意义上变得高尚，这也反映出上帝对个人努力的认可。

韦伯认为，新教为新的资本家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但是，“他们的财富是高尚的”，“他们没有义务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造成波动。

韦伯与杜尔凯姆对社会秩序优先于经济这一重要原则，达成了一致。尽管如此，韦伯未必支持该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他表示，“东方在本质上受限于旧有形式，包括种姓和氏族架构，阻碍了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的发展”。一旦创建强大的政治管理体系，就好像英国议会制度下强大而专业的官僚阶层一样，资本主义便会进一步发展。

韦伯曾经被聘用为政府官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曾经在医院做管理人员。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他比其他学者对此类社会活动价值的看法更大度，因为其他学者在象牙塔中免受实际工作活动的影响。韦伯希望社会由遵守“价值中立”原则的官僚来管理。“价值中立”是指撇开“理性是好的”这一潜在假设。

韦伯认为，政府官僚的存在自然而然地推动了一种所谓“理性主义”的生活方式。根据规则，理性本身倾向于政府，而非单纯的权威。韦伯对俾斯麦领导下的全新的高度组织化的德国政府印象尤为深刻，其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使韦伯感到担忧。

对韦伯来说，和杜尔凯姆一样，只用原因和机制来解释社会和社会活动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目的。他强调，这一目的通常是经济目的。

其他目的和传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阻碍了经济发展。同样，当行为受情绪和情感影响时，韦伯将之称为“情感行动”，这是理性决策的绊脚石。韦伯认为，社会应该由一个强大的权威管理。这个权威需要受到尊重，几乎应该受到崇拜。

孔德和韦伯二人属于逻辑充分，但缺乏感性的人。杜尔凯姆对社会趋势进行统计和验证，因而经常被人们提及，他使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社会形式，探索了神话和隐喻。

在这一领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现代社会的本质进行了最有趣的考察，他将现代社会与早期的“原始”社会进行比较，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

例如，美洲土著人传统非常强调万物有灵，认为宇宙万物，从人类到人们喜欢的动物，都有精神存在，而不仅是我们通常想象的活物。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了一些常量，即所有社会都有常量，并以更加简单的社群作为揭示它们的最为明显的方式。例如，他说，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现代精神病学在整体上是试图处理“自然”与“社会”之间，以及个体与环境之间必然存在的对立。

类比和隐喻是思想结构的核心，（列维-斯特劳斯提出）梦想与预感需要被赋予与常规感觉同等的地位，这样心灵与现实才会相互作用。

这与前文提及的奎因和罗素的观点相去甚远。事实上，美国《科学》杂志记者约翰·霍根曾在一篇题为《为什么我认为科学正在终结》的演讲中说：

“我相信，科学家建构的这一现实图景，以及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的故事，基本属实。从现在开始，它将同今天一样继续存在一百年，甚至一千年。

“我也相信，科学走到今天，确实不易，考虑到进一步研究的局限性，科学将很难在已有知识上做出任何更进一步的补充。进一步研究也不会带来更多启示或者革命，只会带来增量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