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有道

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奥利金生活在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他的追随者采纳柏拉图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灵魂与肉体是分离的，并将此理论延伸到连星星也有灵魂。

最终，奥利金认为，所有灵魂都会重聚成一体，包括那些曾经在某段时间被困在做坏事的人类肉体中的灵魂。这些想法都是异端。

奥利金还犯了一个错误，从神学角度和实际角度看都是错误——他选择阉割自己，以逃避邪恶的“肉体诱惑”，还引用《圣经·新约》的经文来解释自己的做法：

“有些人是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愿这样做的。”

中世纪还有一位伟大的宗教思想家，被令人困惑地称为“盖尔人约翰”^[2]。此人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法国。约翰最伟大的作品《论自然的区分》将宇宙中的事物分为四类：

■ 能创造，并非被创造出来的

■ 能创造，也是被创造出来的

■ 被创造，而不能创造的

最后，还有：

■ 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创造其他东西的

第一类只有一个东西——上帝。有趣的是第二类和第三类之间的区分。第二类其实就是柏拉图认为的思想或“理型”领域，第三类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并可以被感知的俗世里的“事物”。那么第四类

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可以利用推理来“圆满完成这个循环”。柏拉图式的理型世界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正如《圣经》所说的“太初有道（Word）”——或称作“逻各斯”（Logos）^[3]，就像常用拉丁语表示的那样。

通过创造出可能的理型，逻各斯在盖尔人约翰并不认为男女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认为女性是主要的罪人。

不断变化的物理现实中制造出区分。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树”这个概念，就不会有任何的树。另一位伟大的爱尔兰哲学家乔治·贝克莱（此人是爱尔兰科克郡克洛因镇的主教，故常被称为“贝克莱主教”）在18世纪初提倡的也正是这种观点，而这种争论至今仍然存在。

盖尔人约翰另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是，罪恶将人类分为两类——不是善人和恶人，而是男人和女人。

女人是罪人，永远诱惑男人去做不好的事。但是，我们不要对约翰要求太苛刻——这个观点在许多古代文本中都可以看到（柏拉图除外）。对男性作家和他们的男性读者来说，这种观点没有什么不好。

说到厌恶女性，我们很自然地会谈到天主教哲学的标志性人物——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奥古斯丁（他标志着中世纪的开端）关于形而上学、伦理学（原汁原味、生动的《忏悔录》）和政治（经典作品《上帝之城》）的著作，在今天仍然很重要。他的影响深远的观点包括对时间的形而上学分析、对恶的分析，以及对正义的战争的看法。

奥古斯丁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基督教教义方面的贡献，他将教义系统化，并让其更加“合乎逻辑”。

人的意志一定是存在的，这能够解决恶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前兆。在《忏悔录》第七卷中，奥古斯丁写道：

“我知道我有自己的意志，就像我知道自己活着一样。所以，当决定肯定或否定的时候，我完全确定只有我自己在做决定。”

认识到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自由意志，意味着奥古斯丁才是笛卡儿和现代哲学的伟大原则“我思故我在”的真正作者。

本笃会修士托马斯·安瑟伦也跟随奥古斯丁的脚步，创造了信仰上帝的一个经典论证，即通常所说的“本体论证”。

奥古斯丁出生在北非，一直生活在那里，那里当时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他在罗马和米兰教授哲学，在公元387年皈依基督教，在公元395年成为希波主教。

在《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将社会生活分为两部分，教会负责规则和道德，世俗国家负责修路这种俗事。事实上，所有艰难的思考活动都在宗教当局的责任之内。这似乎很自然，而且确实是明智的，因为只有教徒才真正受过教育或有足够的文化，能够让别人尊重他们的决定。

在著名的自传体《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讨论了自己的恶的本性，描述自己在16岁辍学期间（“因父母财富不足而有的闲暇时光”），“不洁欲望的藤蔓在脑中疯长，而且没有办法根除”。近代有人不以为然地评价：“16岁时，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犯了罪过，而涉事女子的名字不得而知。”

这次“罪过”带来了一个男婴。奥古斯丁似乎很爱他的孩子，尽管他显然不是本来就喜欢婴儿的人。他坚持认为，婴儿是邪恶的生物。

“他还不会说话，肤色因嫉妒和怨恨而显得苍白，瞪着正在分享母乳的兄弟……母乳源源不断，他却难以忍受自己的血亲兄弟分享。那兄弟非常需要，完全依赖这种食物活命啊！这怎么能够叫天真！”

——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