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游戏

维特根斯坦解释了为何哲学并不能解决生命中的大部分问题，并决定该理论一发表就退出哲学界，后来他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几年之后，他获得奖学金重返校园，之后又取得剑桥的教职。尽管他从未要求再次出版自己的作品，他的笔记、评论和讲义还是被收集发表。维特根斯坦将语言视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语言游戏”，词语和句子具有很多不同的巧妙功能，如“行动”“象征”和“命令”。他说（这里引用索绪尔的观点），词语就如象棋游戏需要规则，只有在游戏的情境（上下文中）中才能显出意义。

然而，维特根斯坦在很大程度上跟随了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的观点。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在那个时代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认为是语言结构而不是逻辑规则来解释我们所想所说的东西。

正是在19世纪，语言学开始形成独立的学科，这依然是受到索绪尔的影响。这位瑞士哲学家的核心观点是，语言是符号系统，本身具有任意性。

索绪尔认为，研究语言的正确方法不是以研究个人为基础，而是研究使用语言的整个群体。

在区分语言和语言功能时，索绪尔表示，语言很明显是一种“产物”，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产物”。

口语是发音器官的行为，它只是一个动作。但是，基础语言却是不同的人头脑中的活动（属于相同语言的群体），甚至人在睡觉时也有语言活动。

索绪尔提出，每个头脑构成我们称作语言的整体产品。

“语言，独立于个体而存在，不能被个体创造，它本质上是社会的、集体的产物。”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版

(1910—1911)

结构主义者使用大量专业术语，他们的话不好理解，但中心思想很简单。他们认为是语言结构而不是逻辑规则来解释我们如何思想和说话。

索绪尔再次提出了一个旧观点，即区分语言结构的“语言”和语言表现的“言语”的不同。他用比喻方式进行说明，称语言好比一首乐曲的总谱，而言语就是对乐曲具有独特风格的演奏。

索绪尔认为，一个特殊符号在语言中的作用取决于它在这个系统中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也就是在结构中的位置。比如，英语中的元音发音要正确，它会有细微变化。“very”和“vary”，或“merry”和“Mary”，它们中的元音发音就有不同。在一个语言集体中，词的发音可能有所不同。有人把“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发成“Mary Christmas”，但绝不会对听者造成困扰。

另一个问题是有关索绪尔的观点“符号集合……本身就是符号”。这里的问题是：谁能说任何符号本身不是由更小的次一级符号组成的呢？

看起来，每个词和短语都有大量可能的用法和意义，受限于拥有相同文化和惯例的网络。

也许正是由于这样复杂的问题，结构主义者才更愿意研究假定的语法结构，而不是语言使用的表面形式。与此相同，结构主义者将目标转移到其他社会学科上，也希望找到普遍规律。在英语文学系，重点被放在故事叙述上，而不会采用枯燥的陈旧内容和语言学模式。

索绪尔当然承认符号意义的任意性。重要的是，要看清规律背后深层次的东西，即其暗指的系统。俄罗斯心理学家利维·维果斯基（1896—1934）提出：

“语言结构不是思想结构的简单反映，不能像把衣服挂在架子上一样，把语言放在思想之上。语言不只是服务于思想的表达。思想转化为语言的同时会进行重组，这样就是用词语方式来完成表达。正是因为这个活动过程的参照方向不同，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的发展才形成了真正的个体特征。”

维果斯基认为，孩子们通过语言和五感来认知世界。这也是本杰明·李·沃尔夫的主要观点。

沃尔夫把古希腊人比作美洲印第安人，这似乎有些牵强，但在哲学语言领域还是具有一定的意义。这位20世纪上半叶非常规的思想家在其著作中对此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