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面文字

20世纪末期，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重新审视了索绪尔对语言如何运作的描述，并试图对其进行“解构”。

在找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区别的过程中，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在不经意中列出了有关思考的很多特征，它们在形式上是主观的、物质的和相对的，而且在口语与书面语中应用同样多。但是，口语和书面语不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只不过是哲学上的幻想。

伴随对口语和书面语区别的成功解构而来的是灵肉合一（参见笛卡儿说法）的结束。头脑对事物的认知与感觉的认知之间产生碰撞，字面意思和隐藏意义、自然创造和人类文化创造、男子气概和女子气质等对立物产生碰撞……还有更多：

“所有二元论，所有有关灵魂或精神不朽的理论，以及所有一元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都是形而上学的独特主题，而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又都是尽力抹去这些主题的痕迹。

“‘完全在场’附属的‘痕迹’在理念上得以体现，口语表达要优于书面形式，这种认为书面形式低下的想法应该进行改变。这些都是神学需要的形式，它们决定了考古学和来生论意义上的‘存在即在场，即基督再临’。生死没有区别，活着只是死亡的别名。以上帝的名义掌管生死，不过是历史的转喻。”

——《论文字学》

德里达辩称，如果语言不是处于巨大语言网络或实际生活及感知当中，就没有什么实在意义。所有一切皆是幻象，或者说是一种燃烧过后残留下来的“粉尘”。语言中还存在像“是”与“不是”的对立，以及“我”和“你”这样的词语，我们必须打破这种二元论建立的网络。

“关于‘差异性’的游戏只在合成和引用中有效，合成和引用在任何时刻和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元素单独出现，而且只和自身相关。无论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没有一个元素不与其他元素发生联系就能够单独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元素本身不能单独简单地存在。

“这种交互作用就像‘织布’，一篇文章是另一篇文章转化而来的。无论元素之间还是系统之中，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简单在场或缺席。痕迹和延异无处不在。”

——《符号学与文字学》

但是，人们很难理解德里达到底在说什么。什么是先验事物呢？德里达本人喜欢提出问题，却拒绝进行解释。在各种场合，他都坚称，解构本身不是一种方式，也不是一种表现形式，而是一门学科中的某篇文章。事实上，他曾经在“写给一个日本朋友的信”中称，绝不可能说“解构是如此”，也不能说“解构不是如此”，因为“句子结构是如此”这样的结构本身就是错的。

有一点需要肯定，哲学家善于创造新术语，却拒绝接受他人对这个新术语做出的任何解释。德里达承认曾经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一直致力于揭露西方文明和普遍“人性”的破灭，他有一个早期哲学课题，称为“Dekonstruktion”（解构）。为课题目标，海德格尔借鉴了很多其他人的观点。例如，他从另一位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那里引进的“超验现象学”。这个术语来自纳粹精神病学杂志，据说这本杂志是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的表弟主编的。

说起海德格尔，不得不提及他曾经长期参与纳粹党的工作。不管怎样，海德格尔的研究还是值得关注，他强调并质疑了，在我们构想世界（在我们的思想和书写的文字中）时，时间担当的角色。

从海德格尔及其解构中得到启发，德里达也采用了“在场”（presence）这个词。海德格尔在谈及“存在”（being）这个概念时用到这个词，在谈到“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差异”）时也有所提及。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把“差异”定义为“存在论差异的前奏”，也间接提到过这一观点。

看看德里达的著作，很少有原创作品，也许根本不值得用心去读。如果你对读他的书缺乏勇气，那就去看看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电影传记吧，这部影片叫《德里达的故事》，2002年上映。这部影片把德里达描述成一个滑稽角色，就像“我们中的一员”。他的犹太人出身从他的早餐百吉饼中可以看出。他具有自我怀疑性格，总是担心自己的衣服颜色是否协调。

当摄影机随着他进入图书馆时，我们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书摆在书架上。记者问德里达：“这些书你都读过吗？”他回答：“没有，只看了其中四本，但我是很认真很认真地看的。”也许，我们也可以如此回答。当被问及是否读过德里达写的所有书时，我们可以回答：没有，只是看了几个篇章，但看得非常非常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