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40 年代下半叶的两次大选与党派斗争

战后重建与改革是伴随着激烈的党派斗争而进行的。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9 年 12 月，党派斗争曾发生两次高潮：一次是 1946 年大选前夕；另一次

是 1949 年大选前夕。

1944 年 10 月，孟席斯将其统一党改名为“澳大利亚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其目的是通过改变党的名称把一切反对工党的势力联合起来。在工党执政时期，它是主要的反对党。所谓党派斗争，主要是自由党同工党的斗争。

1946 年大选前几个月，工党政府向国会提出三个宪法修正案。第一个宪法修正案要求选民授予联邦政府有权组织初级产品的销售；第二个修正案是要求授予联邦政府制定“就业条例”的权力；第三个修正案是要求授予联邦政府处理养老金、医药与医疗救济金的权力。自由党坚决反对第一个法案，但乡村党却支持第一个法案。所有的反对党都反对第二个法案和拥护第三个法案。对第三个法案举行公民投票表决，除昆士兰和南澳大利亚外，其余州大多数人投票支持。

根据第三个宪法修正案，政府提出建立全国卫生保健制度，但高等法院却对政府的这一权力不予批准。由于这一修正案关系到工人群众的福利事业，引起工人不满，再加上战后通货膨胀率较高和移民的大批涌入，工人罢工、停产事件屡屡发生。党派斗争因而进入新的高潮。

孟席斯代表自由党攻击政府不能消除罢工，使工业不安定，要求镇压工人的合理罢工，宣布罢工、停产为非法，要求惩办工会领袖和积极分子，他还提出削减所得税 20％。乡村党也借机来压工党，其领袖法登主张削减 28

％所得税，还要求立即拨给小麦种植主 700 万英镑补贴金。自由党和乡村党还居心叵测地要求政府宣布共产党非法。在野党的这些活动说明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

1946 年 9 月 2 日，工党领袖奇夫利发表了竞选广播演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许诺，只是宣布政府已顺利地将战时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9 月 28 日进

行了战后第一次大选，结果工党再次获胜。在众议院，工党得 43 席，自由党

得 17 席，乡村党得 12 席，独立工党得 1 席，另一席由无党派人士墨勒斯·布

莱克伯恩夫人①得去。在参议院，工党得 36 个席位中的 33 个，在野党一共得

3 个席位。总之，这场党派斗争以工党胜利而告结束。

自 1901 年以来，澳大利亚人口增加了一倍，议员名额过少已不适应形势

发展需要，因此 1948 年修改了选举法，国会通过了增加议员名额的法案。根

据这一法案，众议院议员由 74 名增至 120 名；参议院议员由 36 名增至 60 名。按着旧规定，每三年改选议员中的 1/2，任期六年。1949 年又给土著居民以选举权。实际上，各州对本州的土著居民早已给了选举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少土著居民参加了国防军。此外，澳北区和首都直辖区也给了国会议员的名额。

第二次斗争主要是围绕着银行国有化问题而展开并激化的。到 1948 年末

虽然银行国有化问题已结束，因它而展开并激化的斗争却方兴未艾。首先 25 位银行界著名人士放下了正常工作，聚集在悉尼进行反对工党的宣传活动，攻击工党是“残酷的社会主义官僚的集合体”，是“澳大利亚自由的狂热的毁灭者”，“试图制造一个极权社会”，云云。这些攻讦对战后不久的澳大利亚人来说颇有蛊惑性。自丘吉尔 1946 年 3 月 5 日在富尔敦发表反苏反共的演说以来，“冷战”便开始了，这必然要影响到澳大利亚。在这种背景下，反对工党和反对澳共便结合起来。为了斗争，右派建立了一个组织。

1947 年初，墨尔本市长雷蒙德·康尼利（亦是一个著名商人）建立了一个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准法西斯主义的协会，其领导人即澳国退役名将布莱梅。这个协会以“白军协会”而出名，会员很快发展到 10 万之众。入会的会员被告知，协会的宗旨是时刻准备防止共产党搞军事政变。这个组织的活动严守秘密，以致直到它解散时，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出现，表明战后澳大利亚党派斗争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时，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有了相当的发展，澳共党员人数已达到 2.5 万人，它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在大选中得票率已达 3％。澳共在工人中的影响也在增强。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工会会员对共产主义理论虽然知之不多，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知道共产党人在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进行斗争。因此，投票选举他们为工会领导人。战后初期有好几个大工会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诸如，煤矿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金属板工人工会、海员工会和新南威尔士教师联合会，等等。澳共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分析和研究澳大利亚社会状况，因此他们坚决反对在澳大利亚立即举行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主张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斗争，为社会正义而斗争。

澳共力量的壮大不仅引起保守党派的恐惧，也引起工党内部一部分人的恐惧。保守党一贯执行反共、禁共的方针，必然影响了工党。战后在工党内部出现的试图削弱和抵制澳共的所谓“工业集团”运动就是典型的表现。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企图把澳共从工会中排挤出去。1949 年的澳共领导的煤矿工人大罢工，足以证明，“工业集团”运动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1949 年 6 月 16 日，煤矿工人联合会领导人举行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举

行罢工的建议，以抗议煤矿法院拖延解决 35 小时工作周制的要求。当时在煤

① 她原是工党党员，因左派观点，1943 年被工党开除党籍。

矿企业推行的是 40 小时工作周制。会议接受了罢工的建议，从而开始了大罢工。这次罢工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因煤的减少或断绝，许多工厂相继倒闭，到 7—8 月份失业工人达 50 万之众。电力生产减少，因而只能配给供应，城市实行战时那样的灯火管制。铁路运输已达最低点。家庭用煮饭的煤气在像墨尔本和悉尼这样的大城市，每天只供应 1 小时。

工党政府决定镇压这次大罢工。伊瓦特通过国会颁布了“全国紧急法案”。根据法案冻结了矿工基金、宣布动用此基金支援罢工工人为非法。联邦政府逮捕几名共产党党员和领导罢工的工会领袖，并派军队开采露天煤矿，以破坏罢工。在奇夫利政府的镇压下，罢工坚持到 8 月 15 日而宣告失败。实际上，真正失败的是工党自己，它从而失去了广大工人对它的信任。工党在 1949 年 12 月的大选中惨败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

1949 年 12 月 10 日，澳大利亚举行全国大选，自由党和乡村党取得了胜利，工党惨败。奇夫利政府倒台，孟席斯东山再起，澳大利亚的政局急转直下，保守派势力抬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