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澳大利亚的对外关系

一、50 年代的外交活动

1950 年以后，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活动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但遗憾的是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干涉印尼人民收复西伊利安的斗争。不容否认，在战后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澳大利亚在国际事务中亦起过一些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工党执政时期。

澳大利亚外交活动由澳大利亚外交家伊瓦特开创后，与澳大利亚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澳大利亚 50 年代外交活动的特点是同英国关系疏远，而同美

国关系日益密切。虽然保守党历届政府，无论是孟席斯政府或是 1966 年上台的赫尔特政府以及戈登和麦克马洪政府，虽然和伊瓦特政见不同，但在对外关系上可以说都在执行他制定的外交方针，即把澳大利亚的影响扩展到亚洲。因此从 50 年代到整个 70 年代，澳大利亚始终把亚洲和美国作为外交重点。

澳大利亚联合政府的外交部长 P.C.斯宾德于 1950 年 1 月参加了英联邦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会议荒谬地认为亚洲的贫穷、落后、愚昧、疾病会给共产主义向这一地区传播提供机会。在这种“反共”旗帜下，英联邦外长们表示决心共同努力促进亚洲工业化以及发展亚洲卫生和教育事业，以实现其所谓的“遏止共产主义”战略。澳大利亚外长斯宾德根据会议精神提出一个计划：英联邦发达成员国对像印尼、泰国不发达国家应提供财政、技术和专业人员的援助；援助对被援助国来说是自愿的，是其努力自立的一个补充， 因此援助的项目是那些易于偿还的项目。这就是科伦坡计划。与会国加拿大、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和英国的代表都表示接受这个计划。1954 年末，东南亚各国也都相继参加了科伦坡计划，它们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北婆罗洲、沙捞越、文莱、缅甸、印尼、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和菲律宾，但美日两国未参加。

孟席斯政府对“科伦坡计划”的实施十分积极，决定在头六年提供 3125

万英镑信贷，此外再拨出 325 万英镑作为奖学金，提供给亚洲大学生，使之在澳大利亚大学、师范学院和专业技术学校学习。毕业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国家服务。

根据科伦坡计划到澳学习的大学生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来自亚洲、非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大学生和澳大利亚本国的大学生们一起学习、生活和娱乐。有色人种的大学生占整个澳大利亚高校学生的 10%。他们相互学习、帮助和了解，这有利于消除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偏见。科伦坡计划的优点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冲击了种族主义和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白澳政策。

1946 年 3 月 5 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了反共演说，东西

方冷战由此开始，到 40 年代末，冷战日趋激烈，尤其是美苏冷战。1950 年 6

月 25 日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原是日本殖民地。日本投降后，朝鲜以北纬

38 线为界被人为地分成南北朝鲜两部分。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利用苏联拒绝出席联大会议的机会召开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颠倒黑白的所谓谴责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决议，并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派美军侵略朝鲜。6 月 26 日，杜鲁门总统谴责北朝鲜侵略，并宣称他命令美国空军和海军去支持南朝鲜傀儡政府。两天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帜进攻朝鲜人民军。

朝鲜战争爆发后，孟席斯政府于 6 月 29 日宣布它已派遣一个澳大利亚海

军分舰队去朝鲜，并交由美军侵朝司令部指挥。6 月 30 日，澳政府又宣布澳大利亚驻日本空军战斗机队交由美军调遣。当然，孟席斯政府派遣澳军去朝鲜助美为虐是打着“志愿军”的旗号。7 月 6 日，孟席斯总理竟然号召澳大利亚人民志愿参加澳陆海空军到朝鲜充当炮灰，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切望和邻居和睦相处，如果他没有我们那么幸福，我们不惜做出额外的努力去帮助他。”

受孟席斯蒙蔽而去朝鲜帮助美国侵略的澳大利亚士兵是抱着不同的目的去的。他们当中确实有所谓为保卫基督教文明而去的，而大部分人或是为了追求奇遇，或是为了想摆脱妻子，或是为了摆脱失业之苦而去朝鲜的。到 1953

年 7 月签订板门店停战协定时，澳大利亚士兵在朝鲜有 281 人白白为美国侵略者葬送了性命。

澳大利亚政府于 1951 年积极参与了美澳新安全条约的签定。刚上任不久

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于 1951 年 7 月 12 日代表澳大利亚同美国和新西兰两国代表正式签定了所谓《美澳新安全条约》。条约规定，当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遭到大国攻击时，美国给予援助。

国会在辩论“美澳新安全条约”时，工党领袖华德指责该条约，认为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文件”，条约上规定的条款，甚至连语言都是含混不清的，如果将来澳大利亚遭到攻击的话，美国政府将会根据那时的国家利益来解释条约，如果那时的国家利益要求尽可能提供军事援助，那么毫无疑问会立即提供，譬如发生了像珍珠港那样的事件，肯定会给以军援，否则是不可能的。但是孟席斯政府并没有听取工党的意见，并通过国会批准了这一条约。

二战刚刚结束时，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最重大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再次侵略。1947 年，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堪培拉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力主在对日和约上采取严厉的方针，因此，他起草了一个“严苛的”对日和约。不久，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美国对外政策亦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国内政局也有很大的变动，工党下台，保守的自由党——乡村党联合政府建立。澳大利亚在 1950 年 6 月 29 日参加了侵朝战争，并在 1951 年 7 月又同美国和新西兰签定了“美澳新安全条约”。这表明它改变了对日本严厉的外交方针。

在签定“美澳新条约”后仅两个月，即 1951 年 9 月，澳大利亚就同日本签定了和约。但是，澳大利亚对日本并不十分放心，仍忧心忡忡。负责主持对日和约事宜的外交部长凯西对日本报界就对日和约问题发表谈话就表示了这种忧虑。他说：“日本人期望澳大利亚很快忘掉过去，这是错误的。同时， 我还要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日本将来用她的行动表示出她确实永远抛弃了日本帝国主义贪婪的目的，那澳大利亚人将准备向日本人让步。”

对日和约的签订，表明了孟席斯政府又进一步接受了美国扼制共产主义的外交方针，换言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越走越远，这充分反映在它逐步地又陷入了越南战争。从 1951 年以后，澳外长凯西经常访问东南亚国家，即所谓澳大利亚的“近北”。他在东南亚展开外交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范围更大的军事防务条约，而美国人为扼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力图搞这样一个条约。

1953 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约·福·杜勒斯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时正是越南人民武装同法国侵略军血战之时。第二年 3 月—5 月，越南人民军同法军在奠边府决战，法军惨败。与此同时，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风起

云涌。美国统治集团对东南亚形势的迅速发展甚为焦虑。杜勒斯打算用美国空军轰炸刚刚被越南人民军收复的奠边府，甚至考虑使用原子弹，由于英国和澳大利亚坚决反对而作罢。英国和澳大利亚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反而引起世界舆论的反对，并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以至原子战争。1954 年 7

月 21 日在日内瓦达成停战协议，以北纬 17 度线作为临时分界线。

美国由于决心干涉越南事务，因而在签订日内瓦协议 7 周后，9 月 8 日， 在美国策划下在马尼拉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后来美国利用这个协定作为依据，对越南横加干涉。这个协定是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名字出现的， 但通常称为“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参加这个组织的国家有美、英、法、澳、新、巴、菲、泰等国。与约国一致同意“美澳新安全条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并同意彼此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里进行合作。实际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除了为美国提供了武装干涉越南的根据外，对其他与约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印巴战争期间，按条约规定，其他与约国要帮巴基斯坦打仗，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与约国帮助过巴基斯坦。这个条约是“美澳新安全条约”的扩大或者说亚洲化。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即 1954 年 11 月，澳外长向国会通报说，英国政府决定逐步从印度洋撤走，并把位于西澳弗利曼特尔至科伦坡途中的可可群岛交由澳大利亚管辖。英国从印度撤走其军事力量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同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关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早在二战前，澳大利亚认为，对它来说马来亚和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防卫中心。1949 年，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高涨，这时英国工党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和新西兰政府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共同制定国防计划，这就是著名的“英澳新马军事协定”（AN－ZAM）。后来，英澳新三国历届政府继续执行和扩大这一协定，但始终未导致签定军事条约。

1955 年 4 月 1 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命令澳大利亚部队（也有新西兰部队）去马来亚驻扎，以训练马来亚军队和增强其国防力量。这是澳大利亚在和平时期首次派遣军队驻扎外国。工党强烈反对孟席斯的这一行径。

1956 年 7 月 26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接管了苏伊士运河，并且颁布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命令。埃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在自己的领土上实行国有化政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都同意埃及这样做。英法两国借口苏伊士运河危机对埃及发动了侵略战争。英法的侵略行为当即遭到了全世界舆论谴责和声讨，普遍认为，强国利用炮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小国、弱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孟席斯却不以为然。他支持以安东尼·艾登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的苏伊士运河政策，压制持有不同意见的凯西外长，并把自己的盲目服从英国的意志强加于内阁。无论那时或以后，他一直为英国侵埃行为辩护。孟席斯的违背联合国宪章的言行，不仅引起国外舆论的谴责，而且引起本国反对党的谴责，甚至引起本党的强烈反对。澳大利亚保守派学者批评他是一个不问是非盲目忠于英国君主和英国内阁的人，说他的党是“前殖民地保皇分子的党”。

孟席斯总理对美国和英国外交的附合，再加上他本人的虚荣心在 1960 年联合国大会上把澳大利亚和他本人置于十分屈辱的地位。他作为总理兼代理外交部长参加了联合国大会。10 月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他为了讨好美英，对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第三世界的 4 国提出的议案提出修正案。尼赫鲁原

议案要求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再度举行最高级会晤，因为原定于在 1959

年 5 月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协议被取消。在国际会议上，对原议案提出修正案是正常现象，无可非议，但孟席斯对大国的屈辱外交早已激怒第三世界，这又一次激怒了第三世界。尼赫鲁代表第三世界用咒骂性的语言抨击了孟席斯的修正案，从而他的修正案彻底破产。他因而威信扫地。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孟席斯的狼狈处境。他写道：“罗伯特①作为一个世界政治家，他的声誉象破布一样被丢弃在联合国大会会场的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