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尖锐的土地矛盾

英国统治阶级之所以重视威克菲尔德的理论，不是偶然的。1820 年后， 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和塔斯马尼亚岛（范迪门），由于牧羊业的大发展和移民数量的增多，农业和牧业争地问题十分尖锐。人口的增多，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耗用量亦大增，因而需要扩大农田垦殖面积。但是牧羊业的大发展，大片土地被牧地借用人占用，并且随着羊群的增多，牧场占用的土地日益扩大， 因此到 1830 年，东部地区，甚至荒郊原野，遍地是白茫茫的羊群。有的牧场

主所占土地十分辽阔，如 1825 年，英国政府颁发给“澳大利亚农业公司”

特许状，允准它在新南威尔士东海岸及今纽卡斯尔地区占用 100 万英亩土地。又如麦克阿瑟一人一次被恩赐土地达一万英亩，让他从事养羊业。为使亨利·丹加尔家族发展养羊业，把亨特河流域的 30 万英亩土地授与他们。这样就造成了农牧业争地的矛盾与斗争。这个矛盾还必然导致新旧移民间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因为土地被牧地借用人占用，新来移民要占用的土地很少， 甚至无地可占用。

土地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农业发展迟缓和移民减少是两个最严重的后果。这两个后果危害着殖民地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对英帝国亦十分不利，其主要根源在极端落后的中世纪式的土地恩赐制。

这种土地制度产生于菲利普总督时期。那时英王宣布他拥有澳大利亚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并授权总督代表他赐土地给与那些需要土地的人。此后， 历届总督运用这个权力赐土地与人民，从而形成了土地恩赐制度。这种带有浓厚封建特色的土地制度，显然和 1820 年以后澳大利亚经济和日益民族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趋势格格不入。1820 年前，移民数量少，且多系犯人，赐土地不多，到 1820 年在新南威尔士和范迪门两殖民地所赐土地不过 66 万英

亩。但是在 1820 年以后情况却大变。农牧业发展起来，自由移民大规模移入，

因而赐地成倍增多，到 1831 年全澳被赐与的土地达 396.4 万英亩，比 1820

年前所赐土地多 5 倍。范迪门土地公司以 468 镑税金得到 40 万英亩土地。且赐地日益增多的趋势愈来愈严重，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后果不堪设想。

所赐土地，绝大部分落入牧地借用人（Sguatlers）之手。所谓牧地借用人，就是那些广占土地的牧场主。“牧地借用人”一词最早源于美国，那是18 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但后来传到澳大利亚，作为澳大利亚广占土地的牧场主的专用术语。牧地借用人在经济上控制着殖民地经济命脉，在政治上控制着殖民地的立法会议，即左右着政治发展的趋势。所谓当时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土地问题，实际上就是他们的问题。所谓土地问题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就是农场主以及新来移民同他们的斗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4 页。

面是牧场主也不满意这个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所有权在英国人手中，所以还有牧场主同宗主国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就是导致英国政府接受威克菲尔德理论，作为土地改革的理论依据。

促使英国采用“系统化殖民理论”的另一重要因素是英国自身的原因。19 世纪 30—40 年代是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的年代。在工业革命中，英国毛纺织工业像其他工业部门一样，也迅猛发展起来，加之近代化的全球交通运输网初步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资产阶级迫切地需要澳大利亚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容纳它过剩人口的移民基地，因此它开始用新政策来取代对澳大利亚的旧殖民政策，新的殖民政策就是采用“建设”澳大利亚的政策。

在土地问题上，除农民和牧场主的矛盾、新旧移民之间的矛盾外，还有澳大利亚农牧移民和英国政府的矛盾。那时，英国以国王的名义牢牢控制着澳大利亚的土地所有权，因此凡被恩赐土地属于禁地，禁止移民占用。如果私自占用，那是违法的，被视为非法入侵者，要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在土地问题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是难于禁止的。非法入侵者日益增多，况且在规定占用土地范围以外还有大约 400 英里距离的水草丰美的草地荒芜着，无人占用。要想严禁移民闯入这些土地，那更是难上加难。牧地借用人驱赶着日益增多的羊群毫不客气地冲入禁地，并以“羊毛就是财富，羊毛愈多，殖民地的财富就愈多”为由大量占用。到 1831 年，他们“非法”占用的土地大约

有 50 万平方英里，比 3 个半英国还要大，这就更增加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