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白澳政策”的废除

澳大利亚外长 D.C.斯宾德在 1950 年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援助亚洲国家的计划，即著名的“科伦坡计划”。科伦坡计划有种种不是之处，但它对澳大利亚却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极大地冲击了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思想， 甚至比孟席斯总理还保守的 A.R.道纳移民部长都受到了反种族主义的影响，他对旧移民政策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1958 年他竟然向国会提出废除臭名昭著的默写考试法案的动议。这样，“白澳政策”受到了一次冲击。

不久，这种变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废除白澳政策的新呼声。这表现在墨尔本大学建立了移民政策改革小组。该小组对移民状况进行了调查， 出版了小册子，宣传用有限制有选择地从亚非国家接受移民的政策以取代白澳政策。墨尔本大学讲师肯尼斯·利韦特是移民政策领导小组的领导人。在50 年代，他领导移民政策改革小组多次进行有关移民问题的民意测验，测验的结果详见下表：①

年代 主张禁止有色人种入境％

主张允许有色人种入境％

无意见

％

1954 61 31 8

① RusselWard，TheHistoryofAustralia（1901—1975），HeinemannEductionalBooksLtd，Melbourne，p.318， 1978.

移民政策改革小组的调查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白澳政策已不得人心，势在必改。但从确立白澳政策到这时已有六十年之久，种族主义情绪根深蒂固。在种族主义情绪严重存在的条件下，将其彻底废除，还需要时日，也需要斗争。

在整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又在两个问题上战胜了种族主义。一个是关于巴布亚自治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澳洲土著人的公民权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为 70 年代工党政府废除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础。

1962 年 7 月，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在细致地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问题后提出了一个报告。报告认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展情况过于缓慢，严厉谴责了澳大利亚政府“顽固地坚持渐进主义政策”和在酒法方面的种族主义歧视政策。报告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到 1964 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起 100 名议员的国会和一所大学，而且议员要由选举产生。这些要求使澳政府大吃一惊。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立即行动起来，1962 年修改了酒法；废除了酒法中白人和黑人区别对待的条款，建立起一个调查该托管区三级教育状况的委员会。1963 年中期，澳大利亚国会通过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立法会议扩大权限和建立议会的决议。决议规定立法会议对托管区行政长官有咨议权。决议还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议会如何组成做了详细的规定：议会由 64 名议员组成，其中的 44 名由拥有选举权的成年人普选产生，10 名由非

土著人选举产生，另 10 名为官方指定的议员。于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自治进程得以加速，澳大利亚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居民（土著人）亦比过去重视得多了。

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完全自治，还有一段历程。到 1964 年 6 月才选出本地的议会。显然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块托管地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进步的速度，即自治的进程在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的心目中，甚至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太缓慢了，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尤其其领土部长 G.E.巴恩斯经常受到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的批评。该委员要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立政党，要立即取消 10 名白人议员和另 10 名指定的议员。委员会的这一要求又一次打击澳大利亚政府的种族主义的残余。

在 1972 年澳大利亚大选前夕，工党领袖惠特拉姆曾答应如工党执政便以最短时间实现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工党政府上台后立即实践其诺言。但巴布亚新几内亚组建一个国家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当地不同部落的相互仇视和已分裂成若干个单一的相互对立的州，并且在布干维尔岛出现了强大的分离运动。尽管有种种困难，惠特拉姆政府加紧工作，并果断地宣布从 1973 年 12 月 1 日起巴布亚新几内亚获得完全的自治。

1975 年，巴布亚新几内亚首席部长 M.索麦尔宣布英国女王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元首，从而一个新的独立国家诞生了，并且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人自治和独立的过程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种族主义受到冲击并衰落的过程。这对消除澳大利亚种族主义思想大有裨益。从此， 澳大利亚政府开始考虑解决澳洲本土上的土著人的问题了。

根据澳大利亚宪法，澳大利亚土人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宪法第 127 条规定：“在计算联邦人口数目，⋯⋯土人将不计算在内”。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联合国托管地委员会关怀下加速了自治的进程，这必然影响到澳大利亚人考虑本国土人的政治权利问题。1966 年新上台赫尔特总理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政府通过国会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借以授权联邦政府在计算人口时也计算土著人，并给以法律权利。1967 年 5 月 27 日举行公民投票，并得以通过，从而澳洲土著居民获得到了公民权。

但是在给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著人和澳洲土著人以自治权和公民权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斗争还是有的。有一个由种族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组成的“右派同盟”，因来自南非的一批白人移民加入该组织而使其力量壮大起来，自称“澳大利亚纳粹党”并进行种族主义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年轻人自动组织起来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 1961 年大选时， 澳大利亚的大学生，尤其是维多利亚的大学生去游说议员反对白澳政策。几乎所有政党的政治家们都被提问过对待白澳政策的立场，因而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到 70 年代初这一斗争出现了新高潮。

1971 年 6 月末，一个南非白人斯普灵保克球队到达西澳大利亚首府佩思。当即在澳大利亚掀起了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游行示威，并且球队到达那里，示威就在那里出现，南非球队在澳大利亚成了过街的老鼠。同年末，一个南非白人板球队到澳巡回表演。澳总理为避免再发生对抗，要求澳大利亚板球管理委员会主席唐纳德·布莱德曼想办法解决，并提出政治与体育分开的原则。布莱德曼虽然答应总理的要求，但又向他提出意见，说南非搞种族隔离制度名声太臭，希望今后澳大利亚政府拒绝接纳南非种族主义的体育队。

1972 年 5 月，皇家调查委员会向政府建议应向那些被牧场主从其渔猎区赶走的土著人提供土地。为了争回失去的土地，土著人第一次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在其领袖的领导下在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对面草坪上建立了土著人“大使馆”，发誓要长期驻扎下去直到土著人获得“土地权”。但乡村党和自由党坚决反对给土著人以土地，认为这样做会导致南非那样的种族隔离制度。政府颁布派警察强制驱逐和搬迁土著人“大使馆”篷帐的法令，但未奏效， 相反却招致大批土著人涌进首都，使政府十分被动，从而再次出现了反对种族主义的高潮。

冲击种族主义事件的不断发生，迫使各政党不得不改变自己种族主义的内外政策，首先带头的是过去一贯维护“白澳政策”的工党，它在 60—70

年代成了抛弃种族主义政策的急先锋，例如 1965 年，工党从其政纲中删去了

白澳政策。又如 1971 年 6 月，在工党第 29 届年会上，代表们以 44 票对 1 票通过了修改党的移民政策的决议，决议保证在移民问题上不再有种族歧视。

自由党和乡村党也逐渐改变在移民政策上的种族主义立场。早在 1964

年和 1966 年，孟席斯政府与赫尔特政府早已悄悄地改变了移民政策，大约有

6000 名欧洲移民和非欧洲移民迁入澳大利亚。1972 年 12 月，工党政府移民部长埃尔·格莱斯公开接受甚至资助非欧洲移民入境。1973 年移民有 2.5 万人，其中 1/12 为非欧洲移民。总之，到这时白澳政策便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