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战时期的经济政策
澳大利亚的经济基础并不十分稳固,属于脆弱型,因为主要经济部门不是工业部门,而是畜牧业、农业和矿业,而这些部门的产品又主要依赖世界市场,它所需要的工业品也主要依赖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在澳大利亚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世界大战打乱了世界市场旧有的格局,必然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加之,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要通过以万英里计的漫长而又危险的道路,其运输船随时有被敌舰袭击的可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不仅使经济状况基本稳定,未发生严重问题,而且使农业、畜牧业和工业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大力发展经济。
在大战期间,无论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均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社会经济在大战的四年中间不仅没有停滞,相反却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 1913—1914 年,澳生产总值为 41210 万英镑,到大战结束时,即 1918—
1919 年,生产总值上升为 52850 万英镑,在五年中增长了 28%强。以农业产
值论,由 1913—1914 年的 2740 万英镑上升到 1918—1919 年的 3500 万英镑, 在五年内增长近 28%。从小麦产量上看,1914—1915 年为 2500 万蒲式耳,而1915—1916 年竟高达 1.7 亿蒲式耳,一年之内增产 7 倍。当时澳大利亚国内
小麦耗用量仅为 4000 万蒲式耳,极需外销的高达 1.3 亿蒲式耳。再以畜牧业
而言,1913—1914 年产值为 5340 万英镑,到 1917—1918 年达 10160 万英镑, 四年之内竟能增产 90%以上。采矿业产值在 1914—1918 这四年中虽未有多大发展,大致在 2000 万英镑上下浮动,但澳大利亚冶金业却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的发展。
大战对澳大利亚制造业起了促进作用。1914 年以前,制造业只是有了初步的基础,英国工业品在澳大利亚市场独占鳌头。大战爆发后,正常的来源断绝,澳大利亚的民族工业从而迅速发展起来,到 1919 年,以前国内没有制
造过而这时已制造的工业品达 400 种之多。还可从加工业产值大幅度上升看
出来,1913—1914 年为 5550 万英镑,到 1917—1918 年为 6360 万英镑。工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 1917—1918 年已达 17.4%。当然,澳大利亚的经济仍十分落后,仍是一个农牧业为主的国家,工业化程度很低。
大战尤其促进了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武器、弹药以及其他军需品,如军衣、军用靴等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了发展军事工业,澳大利亚军需署建立了承包和供应委员会、联邦军事委员会等机构。政府竭力实现在武器和军用被服生产上能自给自足,为此建立了一些国营军需工厂,如专门制造步枪等武器的利兹戈大型兵工厂。
钢铁工业在大战期间发展尤为迅速,纽斯卡尔成了澳大利亚的钢铁基地。著名的布罗肯希尔工业有限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巨型钢铁工厂,并于 1915 年投入生产。该工厂到战后已能生产优质钢,并且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生铁产量,1913 年全澳为 4.7 万吨,至 1919 年已升至 33.2 万吨。巨型冶金公司除布罗肯希尔冶炼公司外,还有锌联合控股公司、全澳锌矿电解公司、五金制造公司等。战前许多冶金工业部门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休斯政府根据
《戒严法》从德国公司手中收回冶金权利,任命以前曾与冶金业关系密切的约翰·希金斯为政府冶金业顾问,并指示他“尽可能使所有矿石和金属在联邦境内冶炼或精炼。”
联邦政府十分重视农牧业的发展,这是它的传统政策,在大战期间亦如此。大战期间,农牧业的主要是销售和运输两大问题。以小麦而论,1915— 1916 年待外销外运小麦高达 1.3 亿蒲式耳,待运待销数额如此巨大,不设法解决立即会给澳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羊毛也有此问题。为解决问题,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设置全国小麦管理局,各州派专人负责发展小麦生产事务。为促进小麦在英国销售,在伦敦设立了小麦销售委员会,该委员会工作由澳驻英高级专员主持,经常与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协商销售、运输和储存等问题,为储运小麦,还聘请英国船运业协会有关人员与小麦运输商组成小麦销售运输顾问委员会。在整个大战期间,通过上述措施,澳大利亚往英国运送小麦高达 4.47 亿蒲式耳。全国小麦管理局还通过联邦银行和其他银行获得必要的资金,以预先支付给农民使其有生产的资金,同时还组织银行与小麦生产场主签订贷款合同。联邦政府为了促进小麦生产还颁布了奖励种植小麦的条例和办法。
畜牧业方面,政府也采取了种种办法。1916 年前,原毛采用拍卖方式出售,自 1916 年 11 月英国政府宣布以高于 1913—1914 年市价 55%的价格收购澳大利亚的全部羊毛。澳政府接受此建议,因而设立了中央羊毛管理委员会, 专门处理有关向英国出售羊毛一切事务,委员由牧羊场主、羊毛商人、羊毛厂家推举的代表组成,主席一职由政府派官员充任。羊毛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销售羊毛、评定等级、组织运输。
羊毛和小麦的运销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经济命脉,以至关系到澳大利亚国家命脉的大事,这两大问题的解决是澳大利亚在大战期间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 举借外债、发行公债、开辟税源和增加税收。
战争刚开始时曾争论过依靠什么来筹措军费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增加税收,既征课较高的直接税,又征课较高的间接税,这主要是工党的主张。第二种意见是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来支付军费。后来政府采纳了举借
外债和发行公债的意见。到 1918 年 6 月 30 日,澳大利亚欠帝国政府的债务
达 4900 万英镑,此外还欠帝国给澳军的给养费达 4200 万英镑,两项合计达
9100 万英镑。4200 万英镑贷款系提供的现款与黄金,联邦政府利用其中的黄金作为发行澳大利亚纸币的准备金,因此,澳纸币信用极高,为稳定和抑制物价起了巨大作用。四年中,物价虽有波动,但不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大。据统计,四年内,大部分商品上涨幅度在 46%左右,只有医药品、建筑材料、煤、钢铁、棉织品上涨幅度超过一倍至两倍。此外,联邦政府还举借了大批国债,即发行公债券,先后共发行 7 次,总额达 19408 万英镑。
从国家的观点来说,税收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之一,在大战时期尤其如此。联邦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开辟了新税源,如增收遗产税、所得税、战时利得税等,此外还提高了税率,如提高了土地税率、出口税率、娱乐捐税率等,因而国家税收在四年中成倍地增长。1914 年全澳税收仅为 64 万英镑,1915 年上升为 380 万英镑,1918 年又上升至 2120 万英镑,1918 年比 1914
年要高 32 倍多。
- 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政权力量控制经济。
联邦政府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控制经济,使经济发展符合战时之急需,其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1916 年 1 月,联邦政府为使资金确实用于战争和生产便颁布了《投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在四年内投资于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资金达 9430 万英镑,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第二,管制物价。大战期间,影响政治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是物价波动幅度的大小,因此,联邦政府在战争期间十分重视物价动向,为了抑制批发和零售商品价格的暴涨,特地成立了一个以前总理迪金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和研究物价问题。1916 年 3 月又成立了全澳物价调节局,首先将面粉及面粉制品规定全国统一价格,后又将一切日用品规定详细价格。为了使物价真正达到稳定,还严格限制水陆交通运费的提高。同时各州政府又建立物价评定局,派专员主持工作。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在四年大战期间,医药品上涨率为 209%,建筑材料为 144%,煤铁为 119%,棉织品为 131%,其余商品上涨率大致在 21—47%间。以地区言,四年间粮食和水果在新南威尔士上涨率为 35.5%,维多利亚为 39.5%,昆士兰为 44%,南澳大利亚为 18.5%,西澳大利亚为 13.5%,塔斯马尼亚为 33.5%。这样的上涨幅度就是在和平时期也不是最高的。澳大利亚的战时物价管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国家控制重要物资。那时澳大利亚的主要物资是羊毛、小麦和矿产品,而这些物资的销售基本上由国家控制,为此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如羊毛管理委员会、小麦管理局、锌铜产品管理委员会、五金交易所。此外,国家还对诸如肉制品、皮革等产品予以统制。
第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由于国家控制了重要物资羊毛和小麦,而这两项物资又主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因此政府就可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为了解决进出口贸易的运输问题,联邦政府努力增强交通运输能力,1917 年 2 月建立航务管理局,统一管理国内外运输业。1916 年 7 月,休斯总理亲自向英国定购 15 艘运输船。此外还大力发展本国造船工业。澳大利亚是一个外向经济型国家,运输问题的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战时国家干预经济,澳大利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对劳工采取高压与仲裁并举的方针。
随着工业的发展,澳大利亚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增强了,工会组织也日益增多。据统计,到 1916 年,工会会员人数达 546556 人,1921 年高达 703009 人。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还表现在工党连续在大选中获胜,并多次组织内阁。在大战期间,由于澳大利亚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损失最大,生活水平下降, 物价上涨,因而厌战情绪增长,罢工斗争层出不穷,仅 1916—1917 年间,各
种工人纠纷案件达 952 起,参加人数达 17 万人次,损失工作日达 627.8 万之多。为了解决劳资纠纷,联邦政府设立了特别法庭,以仲裁劳资纠纷。1916 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就是特别法庭仲裁解决的,满足了工人的要求,这次工潮遂平息下来。1917 年又发生了大罢工,先是码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接着爆发了新南威尔士铁路工人大罢工,参加人数达 10 万人以上,
损失工作日达 400 万,并有发展为总罢工的趋势。为稳定政局和解决劳资纠纷,政府采取了高压政策,首先建立自由工人服务社,雇佣志愿工、“忠诚工”来担任运输工作,以破坏罢工;其次,根据《戒严法》劳资法庭撤销有关工会注册的法令;再次,惩罚工人积极分子;最后设立工资调整局,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用这些高压与仲裁并举的方针缓和了劳资纠纷,致使这次大罢工失败。但是这次大罢工,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联邦政府由于采取了上述政治和经济措施,使澳大利亚渡过了战时的困难,迎来了大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