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澳大利亚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战前各政党的对外政策

国防与外交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二战爆发前夕的四五年间，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子，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澳大利亚的外交方针是以英国的外交方针为准绳，几乎达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如它虽然制裁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行径，但也支持过张伯伦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赞扬过慕尼黑协定。当 1938 年艾登辞去外交大臣时，澳大利亚舆论又抱怨张伯伦错误政策，但联邦政府从未公开与张伯伦为难过。

工党这时的国标政策，可从 1939 年 5 月举行的工党年会的决议中清晰地看出来。决议认为“澳大利亚保卫了澳大利亚联邦不受侵犯就是在帝国防卫事务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换言之，工党的国防方针是只顾自己的方针， 从战略上是防御性的。当时有人就指出，工党的国防政策是孤立主义和中立主义。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虚幻的。

在当时，只有澳大利亚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人民，保卫自己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国防方针的正确性。

由于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各党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国防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兰格工党领袖比斯莱在众议院辩论中提出澳大利亚退出国际联盟的主张。他的这一主张被人斥之为“孤立主义”。工党新任领袖柯亭亦反对比斯莱的孤立主义政策，他认为一方面澳大利亚不能从欧洲矛盾中抽身，另一方面他认为支持英国加入战争不能是无条件的，他的结论是：“依靠集体安全就是国家自取灭亡”。柯亭在 1939 年 5 月一次演说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工党的纲领是：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的我国，应以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和澳大利亚人民的努力作防卫的主要力量”。在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工党政府正是执行了这样的方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当时执政的是孟席斯政府，是统一党和乡村党的联合政府。这两个党的国防政策是追随英国的政策的，即奉行“集体安全”的政策和姑息政策，直到张伯伦下台，建立起以丘吉尔为首的战时联合内阁，孟席斯才改变了澳政府的政策。因此孟席斯在澳大利亚，就像张伯伦在英国一样威信扫地，失去了党内外的信任。

战前，澳大利亚对德国纳粹党和日本法西斯的政策，也是模棱两可的。澳大利亚统一党一方面对德国大肆迫害犹太人和战争狂热而愤慨，另一方面又对德国反共而高兴。工党内大部分人认为德意法西斯主义会危害工人阶级和工会，但党内那些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却害怕因反对纳粹，而落入共产党的怀抱。

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澳大利亚政界在战前也持浅薄之见。早在 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时，澳大利亚就有人预言，日本有可能南侵澳洲。然而那时澳大利亚政治家认为日本南侵澳洲大陆是遥远之事，只要鼓动日本西侵中国，就会使澳洲免遭日军侵扰。1927 年，“田中奏折”明确指出了日本南侵的动向，把澳洲列为日本“待征服地区”。澳大利亚人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未采取什么重大的措施，只在 1935 年对日采取了贸易的歧视政策。各党对日政策也不一致。澳大利亚统一党认为光靠澳大利亚一国抗日是不可能的，主要依靠英国在新加坡的海军。乡村党支持这种观点。乡

村党的主张是反映了牧场主的希望与要求。当时，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羊毛和其他初级产品数额在增长，不希望澳日关系紧张化。工党虽然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其中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直到 1941 年日军大规模南侵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并没有制定出明确和有力的防日南侵的方针和政策。

纵观 1939 年 9 月 1 日以前的澳大利亚整个政局，可以断言，它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充其量只是在严峻的国际局势面前开始思考这两个有关澳大利亚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认识是肤浅的，正因为如此，采取的措施是软弱无力的。这种状况是很容易被卷入国际战争，尤其易于被裹入世界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