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战后的重建与改革
一、战后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约翰·柯亭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去世时,不少的人认为可能推选伊瓦特这位在国际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为工党领袖。但工党却于 1945 年 7 月 13
日选举自 1941 年以来一直执掌财政部的奇夫利为党的领袖。约瑟夫·本尼迪克特·奇夫利于 1885 年出生在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15 岁便辍学。早年当过出纳员助理、铁路商店售货员。1903 年参加工党,1914 年充任火车司机, 1917 年领导铁路大罢工。青少年时好学,曾坚持在夜校读书达 15 年之久, 钻研财经学和经济学理论。1931 年当选联邦议会议员,1931 年 3 月任斯卡林政府的国防部长。1934 年任联邦工党主席。1936—1937 年任澳大利亚钱币和金融体制皇家委员会委员。
早在柯亭政府时期就已为战后重建工作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这是柯亭过人之处,他建立了战后重建部,并任命他的得力助手奇夫利兼任该部部长。奇夫利出任总理后仅一月余抗日战争便取得最后胜利。因此他的政府首要的任务是使澳大利亚由战争转向和平。
为此,必须授予政府以这方面的权力,以免违背宪法。实际上,1944 年2 月,总检察长伊瓦特就已提出一个通过公民投票表决方式增加联邦政府权力的“14 点法案”。“14 点法案”就有关军人复员、就业与失业、公司、垄断机构、市场、物价与利润、航空、统一全国铁路轨距、引进外资、土著居民、外汇与投资、家庭补贴和全国保健等 14 项具体事务授与政府以处理的全权。但是这个方案几乎遭到所有政治家的反对,1944 年 8 月交付公民投票表决,也未获得大多数的支持。因此战后恢复工作是在政府权力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
第 17 届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战后恢复工作的政策。根据这些政策,政府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 军人复员和安置工作。澳大利亚抗日战争的最大特点是全民抗战,仅直接在陆、海、空与辅助部队服役的军人达 100 万,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 1/8, 至于说以各种方式间接参加战争的人员,其数字就更大了。因此战后军队复员工作是当时头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有抚恤、救济、安置、培训等工作。
奇夫利内阁成员曾一度集中全部精力来进行部队的复员和安置工作,顺利地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其政策是尽最大的力量争取所有的复员军人找到合适的生产性工作。首先每一男女军人由职业辅导官员接见和征求意见,然后根据个人情况和要求给予免费培训机会,或给予再次培训机会。为此联邦政府大办教育,并把办教育纳入复员和安置军人的计划中去,把复员工作同教育结合起来。联邦政府建立联邦教育办公室和联邦大学委员会。以这两个政府机构负责监督男女复员军人的教育课程。
联邦教育办公室和联邦大学委员会还负责把联邦大学基金分配给各州和大学本身,并监督联邦新奖学金方案的实施。根据战后奖学金方案,奖励范围扩大到成千上万的聪颖而勤奋的青年,尤其奖励那些因家庭贫寒而未读完大学的肄业生。如果他们想要获得学位,或要进行深造,还可得到免费教育和合理的生活补贴。
- 福利政策。战后澳大利亚重建工作中一个重大项目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这是因为战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战后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因此福利
政策的制定与推行是稳定社会和调动重建澳大利亚一切积极因素的重要措施。
早在 1944 年,联邦政府就已颁布法令救济失业者和因病不能工作的人员。1945 年,国会通过“医院救济法案”,联邦政府向州立医院提供补助金, 条件是医院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医疗。政府还制定了一项减少结核病患者的卫生计划。
较大规模的建筑住宅和商店。战时大批人力和财力投入到战争中去,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建筑住宅和商店。战后大批军人复员,加之资助移民计划实施后,又有大批移民涌入,因此大规模建筑住房,建立较多的商业营业点是非常迫切的了。政府拨出巨额款项在全澳各地建造了许多单元式的住宅楼房和许多商店。与此同时,整修和粉刷了原有损坏的旧住宅。
- 恢复与发展经济。在二战时,澳大利亚工业经济并没有停滞,相反, 有了相当的发展,只是农牧业经济有所下降,如农业,1942 年种植面积为 1200
万英亩,粮食总产量为 16700 万蒲式耳,单位面积产量为 13.9 蒲式耳/英亩, 而 1946 年分别为1140 万英亩和14200 万蒲式耳,单位面积产量也下降为12.5 蒲式耳/英亩。再以牧业言,1942 年产羊毛近 5.1 万吨,1946 年下跌为 41902 吨。但战后,阻碍贸易发展的障碍已被扫除,因此,澳经济发展又出现了好势头。表现为国际市场的羊毛与小麦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此种好势头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战时欧亚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羊毛和小麦奇缺,并成了紧俏产品,需求量很大。1947 年,世界市场小麦价格上升到每一蒲式耳 15 先令,比 1939 年上涨 6 倍,直到 1951 年未低于此价。于是小麦和其他农作物播种面积相应地扩大了。1948 年,联邦政府在各州支持下通过《小麦种植平衡法案》。在小麦局领导下建立了控制小麦出售价格的机构。小麦局给农民以最低限度价格,好年景时赚得到的过多利润用来弥补坏年景时的不足,仍使之保持每蒲式耳小麦的最低价格。这是一种利农的好政策,因而使澳大利亚农业经济稳步发展。
战后初年,羊毛业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繁荣。20 世纪 30 年代,羊毛价格曾大滑坡。牧羊场主一度认为到 1946—1947 年每磅羊毛可能下跌到两先
令。然而到 1950 年羊毛竟然上升到每磅 12 先令,甚至有人认为会上涨到每磅羊毛价格为一英镑多。这样养羊业在战后初年的持续稳定。1951 年,澳大利亚有羊只 11559.6 万头,羊毛产量达 48989 吨。
战后初年,工业在战时大发展的基础上又获得进一步发展。1946 年,制造业净产值达 70465 万澳元,1951 年高达 168770 万澳元,在仅仅的五年内, 产值提高了 138%。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形成了自己的钢铁工业体系。到 1947 年,澳产铁达 114.3 万吨,钢年产量达 131.2 万吨;并形成了肯布拉、纽斯卡尔和怀阿拉三大钢铁中心。这是澳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 大力发展水电事业。战后初年,澳大利亚经济恢复与发展中最宏伟的壮举是制定与实施斯诺伊方案,亦称雪山方案。多年以来,澳大利亚人曾梦想,甚至写成书,希望改变河水东流入太平洋的流向,使之西流入墨累河—
—达令河河系或流入埃尔湖。早在 1884 年,新南威尔士总检查员 P.F.阿达姆斯、小说家埃德利斯等人都谈论过这一改变河水流向方案。所谓斯诺伊方案是引斯诺伊河的水来灌溉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平原,并利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东南的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融化流下来的水的水力来发电。根据这一方案
可发电 172 万度,并将该电力输送到墨尔本和悉尼等城市。同时通过隧道把发电后的水引过山岭引入属墨尔本河——达令河水系的图姆特河,用来灌溉平原的干旱土地,使之种植水稻、水果和制酒的葡萄,等等。这是一个完整的农业和水、电综合发展规划。政府还可收水费和电费,以积累资金。
奇夫利政府从 1949 年开始脚踏实地执行斯诺伊雪山方案,同美、法、意、挪、日等国工程公司、电力公司、隧道公司和堤坝公司谈判,并签订了合同, 用移民做劳动力。该工程于 1972 年竣工,电站每年可提供 400 万度电,向墨尔本、堪培拉、悉尼以及其他城市和农村供给了大批电力,使澳大利亚总电量增加 12%;供给灌区的水增加了约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