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企业家精神经营政府

政府财政问题恶化一再成为各界瞩目的焦点，我在参加政府许多相关的会议中，深切地感受到虽然政府官员都很努力，但所提出的开源节流方案却没有什么创意，还是陷在过去的思维模式中。

日前我收到一位台铁员工的信函，对于我在报刊发表一篇有关运用 BOT 方式进行铁路地下化的文章有一些意见。这位台铁人认为铁路地下化只是将火车改在地下行驶而已，投资者投入成本庞大而受益有限，将很难吸引民间资金投入。我认为他看到的是两条铁轨，而我看到的是地下化后空出来的那块土地。

铁路地下化的规划应将铁路深入地下，使得车站与铁路沿线的土地可以运用的部分增加，包括地下好几层与地上好几层所增加的面积，可做整体的开发与再利用。火车与其他运输工具汇集于车站的地下，车站与沿线的地下与地上可盖大楼，做多元化的商业用途，如百货公司、旅馆、商场等等，绝对要比现在的车站土地使用效能为高，土地所创造的附加价值也才会增加。因此，铁路地下化真正的重点不是仅仅将火车转入地下行驶而已，而是

在于扩大有限土地的资源，以及提升土地的附加价值。我认为这是长期置身于行政体系、缺乏民营事业从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公务人员，所无法想像到的。

向民间企业学习

换言之，政府开拓财源要有“创造价值”的想法，才能“价值创造”。

然而台湾的企业有什么地方值得政府学习呢？

在 70 年代以前，台湾中小企业做生意的模式是：例如椅子一般报价每张

30 美元，如果被杀价到 24 元可不可以做？我们都说可以，但是由于不懂得成本以及较佳的生产管理方式，生意接得很辛苦，必须牺牲品质来接单，以致陷入恶性循环。进入 80 年代以后，竞争更加激烈，在台币大幅升值期间，企业用旺盛的进取心学习合理化、自动化等流程改造，以不牺牲品质来改善成本增加的冲击。例如做家具的椅子卖价降到 12 美元仍然赚钱，关键在于每个加工过程的成本都能掌握、控制，构成今天台湾企业在国际市场生存的竞争力。

如果当时的中小企业不以新思维来做改善，与政府做法一样，中小企业早就死光光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也就不会如此为世人所称道了。

什么是“企业家精神”呢？我认为是一种非常的创造行为。19 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曾经为“企业家”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地方，移转到生产力较高及产出较多的地方。”

其实，他谈的是“企业家精神”。以麦当劳来说，并没有发明任何东西，任何一家美国餐厅都可以供应它的产品——汉堡包、薯条，在它创立之前，可能有无数的人都开过类似的餐饮小店。但是没有一家像它思索过顾客重视的快速、洁净、价值、服务等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它重新设计供应餐饮的流程及标准，并依标准训练人员，提供让顾客满意的服务，这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注入企业家精神

不是只有民营企业才需要讲求“企业家精神”。今天，萨伊的定义对于私人企业、行政机关、公益团体都一样适用。在美国两位专家欧斯本（David Osborne）与盖伯勒（Ted Gaebler）合著的《新政府运动》（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书中，即列举了许多政府从蹒跚的官僚机构转化为创新、有弹性、能因应环境变化的有机组织案例。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有类似的做法，这个过程就是我过去一再强调的“企业化”。

我们拿政府有责任兴建公共设施供民众使用的例子来说，建造公园与维护要花政府许多预算，而且又需雇用一些公务人员，膨胀了政府组织。但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公园建了很多没有生命的钢筋水泥设施，为什么不在地面上做自然化与绿色环境的规划设计，而将地下充分利用，建成停车场、购物中心等，成为一种多元化休闲活动的空间，如此一来就会增加许多附加价值。我认为，这样的构想应该由政府提出，而规划工作交由民间做，并由民间来负责经营与维护。除了征收土地的费用外，政府不必再花钱，也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何乐而不为呢？

明确地说，这就是一种“BOT”模式，这也是政府应该发挥“企业家精神” 的地方。

改变思维创造可能

此外，由于公共工程质量每况愈下，支出日益庞大，我所认识的美国友

人就表示：台湾的公共工程不包含土地在内的建造费，在美国只要一半的价格即可做出。在美国，地方政府开始采用不同的想法：一是让竞标者真正具有竞争性；二是竞争确实根据施工、成本及质量而定；三是要能仔细监管承包者；四是找一个不具政治色彩的机构来执行发包及监督的任务。而我们政府的做法一直是防弊重于兴利，结果是产生更多的弊端。此外，我们政府的预算竟一定要消耗掉，几乎有 20％的花费是为了消化预算而花掉的，所造成的浪费实在相当惊人。

如果政府也能像企业一样，改变思维模式，则许多公共工程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可能只要现在一半的价格就能完成。举例来说，采用新的施工法，工期可以缩短，整个成本就可以降低，我们甚至可以从节省的成本中提拨奖金来鼓励承包商提前完工。只要改变我们的想法，一切都有可能。又如盖一个电厂要花几百亿或几千亿元的经费，而王永庆先生说他盖的电厂价格可以比台电便宜一半，等于替人民减轻了许多负担，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那么，为什么不让他去做呢？

1995 年获得菲律宾“麦格塞塞奖”的何明德先生，二十年间在台湾南部兴建了两百多座桥梁，每座桥梁几为政府发包桥梁造价的四分之一。虽然他们本于做善事之心，不计较工钱，成本自然比较低廉，可是政府也必须检讨另外的四分之三有无浪费之处，我倒是建议未来政府要兴建的桥梁，不如交给何先生来发包。

当然，不可否认，政府的法令也是自我束缚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我的了解，政府征收作为公共设施的土地，如果没有在征收时声明可以做多目标开发的话，依现有法令是不能运用 BOT 方式开放民间做多角化经营的。想想这真是作茧自缚，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应该在制定新法令时，就要有整体的系统化思考，否则一切立意良善的法令只能画饼充饥。

学习如何学习

其实，政府和企业一样都会破产，寿命不是永远的，除非能因应环境作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从思维模式的改造工程做起，因为惟有想法改变，做法才会改变。

建议所有的公务人员应该学习“如何学习”，因为环境改变相当快速，要适应环境变化，必须懂得利用有效的学习方法来学习。

懂得如何学习的人，自然能掌握变化、掌握趋势。懂得如何学习的人，自然有事业心、有应变力。

懂得如何学习的人，自然能够有创造力、有前瞻性。

如果政府中的每个公务员都懂得如何学习，政府就会成为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我们所担心的财政困境、官僚心态都能被克服，相信政府也就能永续经营。

1995 年 8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