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哈佛学子论哈佛

在世界上风靡一时的哈佛给人的神秘色彩仍未烟消云散，受恩于哈佛的学生们更是对自己的母校引以为荣，学生时代的情况令他（她）们回味无穷。

科莉丽亚·蒂尔尼来自新泽西州，毕业于普林顿大学政治系与俄国研究系。大学时期曾到苏联学习，并担任过美国国会议员助理。来哈佛商学院前曾在纽约利曼投资银行任金融分析员。曾两度当选为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区共和党委员会委员。爱好打网球，摄影和旅行。1985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商学院女子足球俱乐部队长。

“我一直想进哈佛，哈佛的名气很吸引人。我家里都是搞金融的，我到利曼投资银行工作后对工商界发生了兴趣。我之所以决定到商学院来，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哥哥也是这里毕业的。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要进入工商界没有学位很困难。

“我对商学院的评价很高，人才是哈佛最宝贵的财富。哈佛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萃集之地，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不愿到别的管理学校， 只有斯坦福大学除外。我来哈佛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向害羞，不敢当着许多人的面发言，可是哈佛强迫我们发言，评分也取决于上课发言，这就给了我一个锻炼的好机会。

“商学院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气氛。由于女生从小受到的教育没有培养她们的竞争能力，哈佛的女生人数又不多，所以她们害怕。一部分女同学索性利用自己是女生设法占便宜，一部分女同学又矫枉过正，闯劲太足。

“我爱好运动，参加运动能发泄内心的攻击欲和挫折感。你运动好，男同学尊敬你，自己也感到骄傲，课堂上的竞争同运动场上的竞争差不多。学会应付时的压力就能顶住学习上遭受到挫折，或者分数不够理想时的情绪波动，到谈判桌上也能沉住气。所以爱好运动使我能比较容易地对付男子的世界。商学院不少女同学聪明有余，活泼不足，不够全面发展。她们容易紧张， 往往过于认真。第一年强制性评分的确造成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非常有刺激性，在你拼搏过来之后给你一种巨大的自豪感。

“哈佛商学院的最大缺点是它像一部机器，每年生产八百个 MBA。一旦你从这里毕业，便自以为既然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有些工作就不屑一顾了。你毕业以后还在和同学竞争，同学‘五年联欢’时，‘十年联欢’时，你想的是你有什么成就拿出来呢？这种心理使你不愿冒风险。现在最时髦的是搞咨询或金融，大多数同学包括我自己都向往那两种工作，一般的印象是最优秀的学生才干那两行。由于自尊心作祟，为了证明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不考虑自己的长短好恶，就上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工作，不惜抹杀自己的个性，这种思想方法害人。学校也有责任，因为学校没有鼓励同学走不同的道路。

“我父母都是共和党人，我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们的影响。我的家庭教育严格，念中学时上的是传统的寄宿学校，但我有造反精神，读大学时，正值卡特执政，学生会多为民主党控制，我向来不愿随大流，担任大学共和党俱乐部主席的职务挺有挑战性。

“我也许将来自办企业，因为我没有排除结婚生育子女的选择，到那时， 自办企业比在别人的公司里工作灵活性大得多。我虽然不是班上最聪明的人，但我相信自己判断能力强，有总经理的才干。要在事业上成功必须知道

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它们。 “我的一家都非常幸运，父亲、祖父、曾祖父工作非常努力，因此很成

功。家里有钱让我进一流的大学受教育，我到过许多国家。 “旅行扩大了我的眼界，使我更加珍惜自己享有的东西，珍惜我们这个

自由、稳定、充满机会的国家。我并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受这一切， 大多数美国人不懂得珍惜他们所有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欠祖国欠社会一份债，应该还给祖国，还给社会。当初我考虑进中央情报局工作也是出于这种动机，希望报答祖国。可是我不愿意住在苏联，又是一个女的，大概永远当不了我想当的特工人员。现在我进商学院，进入了工商界工作，也许能更有效地为祖国服务。经营好一个企业，为社会创造利润，做一个好公民，也是对国家在尽义务。我没有排除最终进入政界的可能，我进入政治生活的动机还是因为我非常爱国”。

道格拉斯·希斯来自科罗拉多州，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科学系，来校前曾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财政委员会数据处理与政策分析员。爱好骑马， 打篮球，爬山和冲浪运动。1985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母亲早故，父亲是退伍的海军舰队长。我从小在乡村里长大，那儿大多数人眼光狭窄，从未见过世面，但父亲随海军到过世界各地给我很大的影响，虽然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想干什么，但不愿在乡村生活下去。我中学的数理化成绩很好，海军军事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不打算参加海军。就拿了海军奖学金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这样毕业后灵活性大些。进校之后，我很快发现麻省理工学院象牙之塔中的理论研究与我科罗拉多乡村日常生活相距实在太远，我对学工程又不感兴趣，因此转到了管理科学系。

“我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我不懂工商业，总认为那是一种肮脏的赚钱勾当，所以我去州参议院工作。我的上司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使我懂得真正能学到管理法的不是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如肯尼迪政府学院，而是像哈佛商学院那样的正规管理学校。在现实世界里，政府官员优先考虑的不是管理， 政策的制度也并不都合乎政治科学的逻辑，政治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政府里最杰出的官员通常不是来自一所专门培养政府官员的学校，而是来自法学院或商学院。

“商学院给予我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自信。你置身于美国最有才智的人群中，这些人是未来美国的一流经理人才，你自己既不是其中最杰出的，也不是最落后的，而是最优秀者的中游者，意识到你有能力跟这些人竞争，这一点，不管你将来做什么都给了你无比的自信。

“我喜欢实例法，不过要是我没有念过数学性很强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会去斯坦福大学的。因为斯坦福商学院的教学走的是中间道路，把课本知识和实例法结合起来，这样较平衡。有的课用实例法教学效率很低。

“商学院的强迫性上课不合理，每个同学不管来校前的是什么专业，一律要上课。有时我读了实例后明明已懂，却还是要去上，而在麻省理工学院学生可以随时进入课堂，随时离开。如果我听了一半就懂了，完全不必枯坐在教室里，教授绝不会见怪，哈佛的强迫性上课造成一种大量生产 MBA 的印象，有的课如管理经济课，我干脆闭目养神，舒展一下肢体，这是我反抗这种制度的一种方式。教授有几回看见我懒洋洋的模样，会心地朝我笑笑，他知道我的学历。我想教授也许喜欢个别同学不随大流，敢于轻松一下。周围神经紧张的同学已经够多了，教授也吃不消，大多数同学拼命想使自己适合

哈佛规定的模式。 “评分法也需要改变。现在得好分数的同学往往在来校前已对那门课很

熟悉，分数不好的课往往是来校前懂得最少的。因为得“良”很容易，对某门课程原来有基础的同学大可以努力一下争到“优”，他们本来应该在原来没有学过的课程上多下一番功夫。所以，学生的成绩和真正学到的知识成反比关系。现在的优、良、及格三等分太笼统，应该再细一些。

“教授上课时千方百计地鼓励同学发表不同的意见，通过辩论，提高共同认识。有一次上市场营销实施课，一个同学的发言在我听来全是胡说八道。我暗里嘀咕了一声：‘放屁’。没料到教授恰坐在我身旁，他大喝一声，‘放屁！？你这是什么意思？’顿时全班怔住了。我给他搞得很狼狈，我没有准备发言，但总算很快恢复了镇静，说出了一通自己的道理。实例讨论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集体辩论来学习，每个人要在大庭广众下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发表的看法要是站不住脚，就会给人嘲笑，这迫使你作充分准备而且准备得越来越好。

“一般人认为，政府部门的办事人员能力较差，不是没有道理的。纳税人不愿给政府官员多付薪水，政府就难以吸收杰出的人才。然而，政府中不乏理想主义者，他们有才干，有理想，愿为社会、力大众谋福利。政府里有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政府部门的管理比工商企业难得多，因为政府工作的社会效果很难测量。工商企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创造利润，多多益善。政府部门的目标经常变化，一个人非要在政府里工作一、二十年才能真正成为行家里手。政府部门的工作比工商企业更有挑战性，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价值、人的能力和钱等同起来，可是一个人的成就和他挣的钱往往没有关系。政策制定者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作出的决定影响很大，只要决策正确， 他们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是他干的工作挑战性强不强，他的贡献有多大。

“当然钱不是不重要。记得商学院一位教授曾要我们总是准备好足够六个月开支的生活费。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摆脱危机， 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不必为了维持生计而忍气吞声，牺牲原则。钱给予你这种自由。

“除了钱和事业外，人还有精神的一面。商学院给我们的负担太重，使我们没有时间考虑精神上的成长。其实，专业能力对人生关系并不大，钱和事业归根结蒂是幻影。生活方式对我很重要，我不爱大都市，喜欢大自然， 愿在山水之间生活，生命的真谛不在于物质。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精神上的成长。”

爱德温·林奇来自弗吉尼亚州，家庭合伙经营房地产，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他毕业于加州西方学院政治系。爱好钓鱼、打猎、旅行、曾远游苏联、欧洲与东非。1985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到哈佛商学院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家庭房地产事业办得毫无生气， 差不多在死胡同里徘徊。我家产业虽多，但没有好好地利用，老一辈的人不愿探索新杜会，经营方式很被动，光在吃老本。我可以不动脑筋，坐享其成， 但是我不适应那种环境，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没有受到重视。父亲、叔叔、姑母等都 60 多岁了，我是年龄最小的合伙人。老一辈的人坐井观天、墨

守成规，还在用 30 年以前的一套方法在经营。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这一行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任何行业部兴旺，所以要他们改变成

见很难，即使你知道别人发家的资本没有你家多，但经营有方，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结果远远比你成功。我知道我家这一套不对头，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但我不清楚究竟缺的是什么，自己也提不出新办法让老一辈信服，所以跑到哈佛来开开眼界。哈佛跟房地产关系不大，房地产行业的地区性很强。商学院的课程主要与工业和金融有关，但是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我提高了估计特定市场潜力的能力，提高了对不同行业的理解力，从而对承担者的经济地位可以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扩大了眼界。这是我来哈佛的最重要的目的。

“没有到经济学院之前，我以为在哈佛遇到的，将是一批为了个人成功不顾一切的野心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这种人哈佛虽有，但属于极少数，绝不是主流。我交了许多朋友，从来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遇到这么多比我聪明的人，你可以从班上 90 个人中的任何一个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天天学，相互学。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我很喜欢实例法，因为我一向不习惯坐在下面光听别人讲课，我总是爱参加进去。哈佛最宝贵的财富是教授，我从来没有遇到水平始终是这么高的教授。哈佛迫使你上课发言，迫使你锻炼思维，不断改进发言技巧，通过每天的上课讨论，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我在商学院的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问题也有。哈佛商学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学校，自己却没有管理好。校方采纳新主意很慢，例如微电脑课程直到 1984 年我们升入第二年时才开设。各系自立山头，不通气，会计系的教授与管理经济学的教授对怎么按现值计算现金流量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各执一说， 让做学生的无所适从。

“商学院曾改建一幢专供在职经理人员来校居住的宿舍楼。将原来两间房合用一间浴室改为一间房一个浴室，改装的费用竟相当于我可以新建整个一幢楼的代价，简直荒唐。我绝对有把握，哈佛被承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公司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事人用钱如此不在乎，根本出于学校太有钱。可是还要校友每年捐款，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商学院里，我大概比大多数人部生活得轻松，到学校以后，经营家庭企业的种种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一方面我年龄大一些，来校对已经 30 岁了，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另一方面我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我独立惯了，不愿听别人使唤，我不想争名夺利。不想爬上什么大公司总裁的宝座。

“结婚的人到哈佛来有利有弊。作为丈夫和父亲，我责任很重，我经常感到时间按排不过来，经常发生的矛盾是，牺牲学习还是牺牲家庭生活？我不得不学会应付这种压力。可是有了一个家，我可以从学校的紧张生活中脱离出来，特别是第一年，住在学校里的同学没有一刻摆脱得了那种无情的压力，想轻松也做不到。我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从学校回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向她发牢骚，她也可以向我诉苦。在哈佛的两年里，妻子和女儿交了不少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情形好一些。有好些结了婚的同学经济紧张时，事业心强，老是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因此精神负担很重。许多情况下，妻子不得不工作以资助丈夫来哈佛念书，但是妻子自己也有事业心，也希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人都追求事业、虽然满足了某种成就欲，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婚后关系因之紧张，甚至发生离婚。有子女的夫妇当然可以把子女送到日托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可能代替母亲。

“商学院在查尔斯河南岸，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在河的北岸，两处一隔， 但这座桥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文人相轻，商学院的同学似乎特别看不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的同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两个学校培养的是一群官僚和讼棍。我当初大学里读政治学，原来打算毕业后进法学院攻读律师业的，幸亏头脑清醒，决定不当律师，这个国家律师已经太多了。我并不是没有事业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更富于创造性一些，为社会、为我住的社区多做一些工作。

“到哈佛来，是我给自己所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凯思琳·罗伊来自纽约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数学系， 嗣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运筹学，获硕士学位，来哈佛商学院前在贝尔实验所担任技术员，是美国妇女与数学协会成员。爱好跑步、滑雪、航海、滑翔和室内网球运动。1985 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从 12 岁起，在念中学时就自己打工挣零钱，我送报，替别人照看婴儿，这些人家都有家庭企业。例如一家开杂货店，一家开饮料厂，还有一家是丰田汽车商。我对工商企业的兴趣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一向很独立， 父母从不干涉我，看到别的孩子那么依靠父母来决定选择什么专业，我感到惊奇。

“到了大学里我也半工半读，我做过学生食堂的工人，电脑中心的服务员，也当过数学辅导老师。大学里 2/3 的同学都希望当医生或律师，我也不例外。我选择了理论数学作为专业，因为发现它容易学而且挺有趣。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钱读研究生，也没有把握将来一定做得了医生或律师，于是就在一个教授的帮助下，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运筹研究部工作，里面 60 个专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工作两年后，贝尔实验所送我到加州大学读运筹学，毕业后我又回到贝尔应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 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在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

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感兴趣，我的 GMAT 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哈佛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我，我选择哈佛。一是因为进哈佛难，二是斯隆管理学院的课程数学性强、而我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基础了。

“说实话，我在哈佛并不感到舒服，我不会为了拉关系而有意识地进行社会交往，也不欣赏别人的这种品质。哈佛里这种人不少，评分本来应该完全根据实绩，可是我知道有人得到好分数是因为善于讨好教授或者认识什么人。有人连实例也不读就来上课，发言投机取巧，纯粹是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不怕竞争，但是我讨厌哈佛那种咄咄逼人的气氛。

“女生受到歧视，也许真有其事，也许是凭空臆造。不过我发现一个口

齿伶俐的女生，要比一个能言善辩的男生更容易招来反感。这点令人不安。有一门课上，教授叫人的方式不公平，我很恼火。就存心用了一节课的时间记录教授的叫人方式。我将全班分成三组，发现 80％的时间教授只叫其中的一组，尽管每次每组都有一半人举手，女生虽占全班的 1/4，却只有 5％的机会被叫到。课后我把这个情况同教授谈了。不料第二天上课一开始，他就冲着大家问：‘有人说我叫同学的方式存在问题，你们有什么看法？’他很不客气，当然没有人回答。可是下了课，同学们都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个教授一直没有改变他叫人的习惯。女生比男生上课更担心，忧虑促使她们常常举手，但是常常发言又会招来反感，真是难。

“我是民主党，是自由派人士。商学院 75％的同学都是共和党，但一半共和党同学对具体问题的立场并不受政治立场的限制。在预算案、税收等问题上他们采取其和党的立场；在教育、社会福利等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又像是一个民主党人。除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一课外，裸堂讨论很少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我的政治活动也不过限于向自己关心的政治竟选活动捐款。人力资源管理课上很多同学不同情工会，但是由于商学院不少同学出身于富人家庭， 向来跟工会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对工会的态度与其说是政治立场，不如说是阶级观点造成。

“我没有十分明确的事业目标非实现不可。我竞争心有余事业心不足， 只要有谁跟我年龄相同，能力背景相仿，却在于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甘落后。我在商学院受到了很多的教育，我也许可以在别的学校学到同样的知识，我认识许多没有上哈佛商学院的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一把能打开许多大门的金钥匙。哈佛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