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履 祥

曾 雄 生

张履祥 字念夫，一字考夫，号杨园。浙江桐乡人。明万历三十九年

（1611 年）生；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卒。农学。

明王朝自万历之后国势衰颓，内忧外患日甚一日，终于在崇祯末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的统治。张氏家族也随之衰落。张家原本是桐乡望族，祖父和父亲在当地都小有名气，尤其是张履祥的祖父酷爱学问，举凡经史、传记、医卜杂家，无不通晓。因不善理家，家道开始中衰。其父在他 7 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留下幼子弱母，守田度日，处境艰难。在母亲沈氏的教导下，张履祥从小立志读书，15 岁即补县诸生， 做了秀才。后虽屡试举人，但终以落第作罢，遂在乡间教书。崇祯末年， 他拜致仕御史刘宗周为师，此人对他的影响很大。刘宗周的老师是吴康斋， 吴设帐授徒时，隐居乡间，率弟子亲自种田。张履祥对此欣然神往。他的学生陈克鉴在《补农书》“引”中写道：“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

1644 年，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刘宗周自杀。张履祥闻知痛哭。次年， 清兵攻陷浙江。他和徐敬可、何商隐等加入了以吕留良为代表的反清复明的行列。到清顺治四年（1647），清王朝统治局势已定，他便与徐、何等人决心隐居终身。

张履祥的隐居生活是以教书为主，另有 40 余亩田地雇人耕种。他在教学之余，也亲自动手干些农活，还经常向老农请教和讨论问题。农忙季节， 他或是亲自监督雇工劳动，检查成绩；或是穿草鞋、戴草帽，送饭到田间。他最擅长的农活是修剪桑树，连有经验的老农也比不过他。实践使他在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在《补农书》“跋” 中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

顺治十五年（1658）张履祥过隐居生活已整整 10 年。在此期间，他得到了一本《沈氏农书》。据张履祥说，沈氏是距桐乡不远的湖州涟川人氏，

《农书》作于崇祯末年。全书分“逐月事宜”、“运田地法”、“蚕务、六畜附”、“家常日用”等部分。书中介绍了一整套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但这并非是沈氏的首创，早在沈氏之前约半个世纪，乌镇人李乐曾纂修过一本《乌青志》，其中就总结了当地农民干田、施肥、育秧等水稻生产技术，这些技术为沈氏所借鉴，并在实践中加以补充。正因为《沈氏农书》记载的是当地农民长期积累起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所以张履祥对此书大加赞赏，他在《农书》“跋”中指出：“按此书大约出于涟川沈氏， 而成于崇祯之末年，正与吾乡土宜不远。其艺谷、栽桑、育蚕、畜牧诸事，

俱有法度，甚或老农蚕妇之所未谙者。首列月令，深得授时赴功之义。以次条列事力，纤悉委尽，心计周矣。”他亲自抄录了《沈氏农书》，与家人共同研读，并奉为种桑治田的最高准则。

张履祥在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抄完《农书》，八月又在徐敬可的吩咐下，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及与老农所讨论过的农事经验写了出来， 这便是《补农书》。现在通行的《补农书》一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沈氏农书》，下卷是张履祥的《补农书》。这是自宋代陈■《农书》之后， 又一本关于南方稻区的农书。

《补农书》和《陈■农书》的基本内容相同，也为水稻、蚕桑和家畜饲养等 3 个方面。宋代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杭嘉湖地区成为全国的蚕桑业中心，这种经济格局在《农书》中得到了反映。《陈■农书》中水稻占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沈氏笔下水稻的比重则有所下降，但仍居首位， 而张履祥《补农书》中，蚕桑已取代水稻名列前茅。家畜饲养变化虽不明显，但经营目的却大不一样，在陈■和沈氏看来，养牛、猪、羊等，不过是为了给种植业提供动力和肥源，充当配角而已，而张履祥饲养动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给市场，如对蚕、鱼、鸡、鹅等的经营，无不以市场为导向。这种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原有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且也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稻麦二熟制就是在宋代以后的江南地区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没有相应配套的整地技术，稻麦二作之间在季节上存在一些矛盾。宋代只有早田才能种上二麦。元代发明了“开■作沟”的办法，为解决二作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条途径。在此基础上，沈氏指出：“垦麦棱（即■），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倘时候已迟，先浸种发芽，以候棱干，切不可带湿踏实。”张履祥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提出了“■（即■）燥、土疏、沟深”，关键在于“早” 的要求，他说：“况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燥， 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燥、土疏、沟深，又为将来种稻之利。”又说： “垦沟揪沟亦宜早，俗谓：‘冬至垦为金沟，大寒前垦为银沟，立春后垦为水沟。’揪至两遍更好，沟深则棱土厚而脱水尽，田底亦愈熟故也。” 这些要求使得宋元以启的“开■作沟”技术发展到非常完备的程度。

为了解决稻麦二作的矛盾，延长麦子的生育期，《补农书》中还较早地记载了小麦移栽技术。沈氏说：“若八月初先下麦种，候冬垦田移种， 每颗十五、六根，照式浇两次，又撒牛壅，锹沟盖之，则秆壮麦粗，倍获厚收。”张履祥说：“中秋前下麦子于高地，获稻毕，移秧于田，使备秋气。”小麦移栽技术首见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浙江《崇德县志》。崇德与桐乡是近邻，小麦移栽技术很可能就是在这一带最先使用的。这表明古人在解决稻麦二作的季节矛盾方面，又探索出一条新的途径。

张履祥在农业技术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还在于蚕桑方面，这与他重视蚕桑是分不开的。张履祥发明了松棚式木架养蚕法。此法预先做一个像松棚似的木架，宽度和径深均为 1．45 丈，架的高度以超过桑树为准，上面编织细竹作盖，像桑树栽在屋中一样。或一天移动一下，或 2—3 天移动一下，得据饲蚕的多少而定，桑架早晚可避露水，晴天可遮蔽太阳，阴天可防止雨水，使桑叶保持干鲜。在 4 月份的农忙季节，使用这种方法既省人工，又可预防蚕病，对于提高茧丝的质量和产量都很有意义。他还总结了桑树压条的繁殖方法，他说治地必宜压桑秧。因为桑秧由自己培育，容易选择，而根茎枝枝相似，随起随种，棵棵能活，还可以节省一项买树苗的开支。而且买来的树苗，100 枝只能活 40—50 枝。压桑秧的方法：要用新填过土的桑地，或者是在水旁的地埂上，冬天挑上一次稻秆泥。采桑叶的时候，就得留好准备压桑的枝条，使它靠近地面，等叶头向上新条长出， 就埋入土中。黄梅时浇一次粪，如果用羊圈里的粪铺上更好。农历六月浇一次，八月又浇一次，就可以同母株分离，自已长出新根，每分地可压得桑秧数百枝，叶又不少，获利多而又不费力。每年压上 3—5 分地就可供本家使用。压桑法是长期以来桑农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繁殖方法。另外，他还发明了用爆竹药塞入蛀虫洞内，引火点燃，虫闻到药味即死的治桑虫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防止因捉虫而损伤桑树。

作为农学家，张履祥的成就还在于他提出了一套农业经营管理技术。他认为雇人代作，做工太马虎，不尽人意，如果自己不搞好管理，与耕种石板田差不多。因此，他非常注重管理。

张履祥和沈氏在农业管理方面有个共同点，就是讲究经济效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古代农家都遵循的教训，沈氏和张履祥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例如仔细计算过养鸡、鸭、鹅的收支情况，对于每种家禽的饲料用量、生长速度、产蛋量、市场价格等等都了如指掌，正是基于这种计算，张履祥提出， “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雌鸡之利稍厚于雄鸡”。养家禽如此，经营其他生产也不例外，张履祥对种桑和种稻的投入（人力、肥水等）和产出

（产量，价格等）都作过仔细计算，得出了“蚕桑利厚”，“多种田不如多治地”的结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农业中五谷、桑麻、六畜的格局，也是对“重农贵粟”、“食为政首”等传统观念的一大挑战。

把蚕桑放在首位不仅是张履祥讲究经济效益的体现，也是他强调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反映，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他抄录沈氏《农书》，正是因为涟川与桐乡“土宜不远”，可资借鉴，他补《农书》正是考虑到沈氏所著与桐乡“或未尽合”。他说：“土壤不同，事力各异，”又说“农事随乡”。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因地制宜的思想。在种植方面，他认为在桐乡多种田不如多治地；在养殖方面，他又针对桐乡的自然条件，说：“吾地无山，不能畜牛，亦不能多畜羊。又无大水泽，不能多畜鸭，少养也须

人看管。惟鹅、鸡可畜。然多畜鸡，不如多畜鹅。”针对桐乡多小水池的特点，他提出：“若以湖州畜鱼之法，而尽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鱼价复高，又无溃溢之患，损瘠之忧，为利不已多乎。”所有这些都为桐乡农业生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因地制宜的思想指导下，张履祥主张多种经营。他自己的 10 余亩田和几亩地除了种稻栽桑以外，还种了蔬菜、药材，养了鸡、鹅、羊、猪等。他的好友邬行素死后，留下老母、幼子，瘠田 10 亩，池一方。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他帮助邬家做了规划，考虑到邬家缺少劳力，田地势又高， 不利于种稻，就提出种桑 3 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 3 亩，

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 2 亩，用竹或笋换米；种果 2 亩，如梅、李、枣、桔之类，可以换米。有宜肥宜瘠，亦有宜燥宜湿，宜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宜湿者在低处种植；池畜鱼，池中的肥土可上竹地，剩下还可壅桑；畜羊五六头。这个旱涝保收的规划集中体现了他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思想。在多种经营的实践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种植和养殖经验， 如梅豆、麻、■麻、芊■、萝卜、甘菊、芋艿、百合、山药、白扁豆等的种植方法，以及鱼、鹅、鸡等的养殖方法，有些是桐乡特产，是其他古农书中所未涉及的。这就丰富了古代农学的内容。

多种经营必须依靠人来完成。张履祥非常讲求用人之道，他说：“种田无良农，犹授职无良士也。”他认为，对良农的访求选择，全在平时， 选择自己所了解的人，人无全好，亦无全不好，好坏大致可分为 4 等，不要求全责备，要唯才是用。在佃户受田之日，要到佃户家去，熟悉他的邻居，考察他的勤惰，计好他家的人口。要认真选择勤劳而善良、家里人多而能同心协力的人家，把田租给他，同时要注意改善雇工的生活。沈氏对于雇工的劳动量和伙食供给曾做过详细的规定。张履祥则提出按劳取酬的办法，把劳动的忙闲、勤惰、难易区别开来，给予不同的工钱和伙食，奖勤罚懒。应给的应及时给足份量，不要因小失大。沈氏把宽恤租户，不致退佃作为经营家业的第二件要紧事。张履祥说：“劳苦不知恤，疾痛不相关，最是失人心之大处。”提出收租之日，则注意优待，遇有灾难还要加以抚恤。总之，彼此感情要融洽得像一家人一样。张履祥的用人之道自然是从本阶级利益出发的，然而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确可以取得一定的作 用，即令是进行现代化生产管理的今天，也有值得借鉴之处。

张履祥生于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使他失去了从政的机会。他隐居乡间， 教书、务农，始于无奈，终于自觉。这在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古代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成为农学家的原因之一。他抛弃了“以耕为耻”的观念，说：“近世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耻耳，若汉世孝悌力田为科，人即以为荣矣，夫耕则无游惰之患。”他认为，“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又不可虚有其名而无其实，耕焉而田畴就荒，读焉而诗书义塞。”他说： “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其本心，终于丧其身，然择术不可不慎，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者。”他要求自己的子孙，“只守农士家风， 求为可继，惟此而已。”他说：“无财非贫，忘稼穑为穷，无官非贱，废诗书为贱，治生无他道，只务本节用一语。”他生活俭朴，平日布衣素食， 不是祭祀不杀猪宰羊，没有客来则不吃肉。张履祥极为勤奋，在耕读两方面都取得较大成就。他的著述甚多，其中《杨园全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