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又 可

洪 武 娌

吴又可 名有性。吴县（今江苏）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 16 世纪80 年代至 17 世纪 60 年代。中医学。

吴又可所处的明末时期，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上瘟疫不断流行。在永乐六年（1408）到崇祯十六年（1643）这两百多年间，发生瘟疫大流行就达 19 次之多，劳动人民死亡不计其数。这一严酷的现实，对医学提出进一步发展防治瘟疫病的要求。

当时医学界对传染性疫病的处理措施，大多数医家仍然遵循古法，拘泥于张仲景《伤寒论》的理、法、方、药，而忽略了温疫病的特点。吴又可通过长期医疗实践，特别是亲眼看到当时一些医者照搬古老的方法来治疗流行性温疫病，疗效欠佳，甚至有许多人不是死于病，而是死于医生的误治，十分痛心。他提出了“墨守古法不合今病”的革新思想，并对温疫病进行了全面研究，在病原学、传染途径和方式、流行的特点、治疗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并于 1642 年著成《温疫论》一书。此外，还有

《伤寒实录》（已佚）和《温疫合璧》等书，其中《温疫论》是他的代表作。

《温疫论》是论述温疫即急性传染病的专著，在温疫证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

关于传染病病原病因，历代有时气、伏气、瘴气等不同学说，多数医家认为，传染病病因乃是感受外界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在气候异常急骤变化下，即“非其时而有其气”所致，即中医所谓“六淫”致病。吴又可对这种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温疫病不是什么风、寒、暑、湿所伤，而是由于感染了自然界中的一种异气。外界气候变化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并不一定致病于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吴又可提出了“戾气”， 进而又发展为“杂气”的新学说。戾气是指发病急骤，病情重笃，症状相似，传染性强的致病因素；杂气则是指病源多种多样，并可导致多种不同的病证。

关于杂气，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专辟一节详细论述杂气的性质，“杂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当时医界大多把大麻风、痛风、历节风、疠风等视为风邪所致，把疔疽、痈疽、流注、流火、丹毒、痘疹之类，视为火邪所致，他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他指出：这些病证都是同一类病因即杂气所致。还进一步说明杂气的种类很多，“为病种种，难以枚举”。他例举了发颐、大头瘟、咽痛、虾蟆瘟、疟、痢、痘疮、斑疹等等， 都是杂气所为，而其病情有轻重不同，则与杂气毒力的强弱有关，严重者

“顷刻而亡”。杂气致病可因地域、季节、时间而有轻重不同，患者也有多有少，有时“遍于一方”，有时“患者稀少”。

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又可指出了杂病对特定的脏器和经络的亲和力。杂气虽然“为病种种”，但却是某种杂气侵犯某一经络或某一脏器，可以“专发为某病”。吴又可还观察到杂气的另一个特点，即所谓“气所伤不同”，某种杂气可致某种动物发病，而不致其他种动物发病。如“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这是由于“其气各异”，也即对各种动物的致病杂气各不相同。

吴又可不但认为杂气可致内科某些疾病，还提出杂气与外科某些感染性疾患有关。他说，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和发斑、痘疹等，不是“心病”所致，而是杂气所造成的，对《内经》关于“诸病痒疮皆属于心”的理论提出异议。他认为一切外感热病，如果没有病因可查， 大都由于感受杂气所致。

吴又可对于疫病流行的认识，较前人有了很大进步。他提出伤寒是感受寒邪，自毫毛腠理而入，中于脉络，自表入里，自阳至阴依次发展；而疫病是感染一种戾、杂气而致病。温疫存在于四时，常年不断，只要疫气存在，“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病邪伏于膜原，即侵入的部位不在脏腑，也不在经络，而是在夹脊之内，离肌表不远，接近于胃，是表里交界的地方，称为半表半里。吴又可的“膜原”说，创造性地将《内经》的膜原说理论应用于温疫病，这与他长期对温疫病的观察和研究不无关 系。他还提出温疫的传染途径，指出“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邪从口鼻而入”。说明温疫病是经空气传染和接触两种传染途径传播的。关于疫病流行特点，他认为有大流行和散在流行两种情况。这个认识较古人只有大流行才算是疫病流行，也大大提高了一步。

吴又可还注意到了人体抵抗力在发病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在同一环境中，尽管接触的邪气相同，但结果却有别。他说：“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

在温疫病的治疗方面，吴又可也有较深的造诣。他根据“邪在膜原” 的理论，创制了达原饮的治疗方剂。达原饮是治疗温热病的首选方，在临床应用本方时，根据温热病的传变和病情变比，加以化裁。如温热病兼有胁痛、耳聋、寒热、呕吐、口苦等症状，是热邪影响于少阳经所致，可在本方的基础上加柴胡；如兼有腰背颈项痛者，是邪热影响于太阳经，可在本方中加羌活；如兼有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中干燥、失眠等症状， 则是热邪影响于阳明经，可在达原饮方中加葛根。并应根据发病的迟速、轻重等情况，灵活加减化裁。

对温热病的治疗，吴又可强调以驱邪为主。他指出：“客邪贵乎早逐，” “邪不去则病不愈”，重用攻下法。同时告诫医者用攻下法时，“要谅人

之虚实，度邪之轻重，察病之缓急，揣邪气离膜原之多寡”。即根据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要灵活运用攻下法。他还详细论述了温疫病各种变证及其治疗，汗吐下各种适应证及禁忌证。还附有不少典型病案，以便在诊治温疫病时有所参考。

吴又可是明清时代湿病学说的先驱。在他创立的温热病学的影响下， 许多医家纷纷研究疫病，著书立说。如余师愚《疫疹一得》、戴北山《广温疫论》、刘松峰《说疫》、陈耕道《疫痧草》、熊立品《治疫全书》等都是在吴又可的温热病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他们对吴又可的评价是： “独出心裁，未引古经一语”。“议论宏阔，实发前人所未发”，高度赞扬了吴又可的创新精神。《温疫论》问世后不久，还传至日本，影响国外。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温疫论》在论述疾病方面，不可能十分全面， 如疫病的预防措施，就几乎没有涉及，而且治疗的内容不够丰富，过分强调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