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景 岳

赵 璞 珊

张景岳 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会稽山阴（今属浙江）人。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生；崇祯十三年（1640 年）卒。中医学。

张景岳 14 岁时，随父游历京师（今北京），拜名医金英（号梦石）为师，学医数年，尽得所传。同时，他还研读了不少文史典籍，特别是《周易》以及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书，学识日渐渊博。壮年，曾投笔从戎，东出榆关（今山海关），遍历我国东北许多地方，并渡鸭绿江，远至朝鲜。后卸职返回京师，专研医学。当时他医誉很大，明黄宗羲所撰《张景岳传》称：“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皆遣金币致之。”（见《南雷文定》前集·卷一）。1620 年，返回会稽，继续埋头医学著述，20 年后，这位辛勤的医学家，终其天年，时 78 岁。

张景岳从中年开始著述，用数十年精力先后写成《类经》32 卷，《类经图翼》11 卷，《类经附翼》4 卷，《景岳全书》64 卷。这几部书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为明一代医家论著中所罕见。此外，尚有晚年所著《质疑录》1 卷。

《类经》是张氏研读《内经》的主要撰著。该书融汇了作者多年研究

《内经》的心得，他将《素问》、《灵枢》重新编次，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演绎，前后 40 余年，数次易

稿，才告完成。该书分为摄生、阴阳、藏象等 12 类，包括 360 余章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称赞“其书辨疑发隐，补缺正讹⋯⋯靡不殚精极微， 丝毫无漏”。可见该书之谨严和详尽。

《类经图翼》用图解方法介绍祖国医学运气、经络学说等。《类经附翼》除论述“易理”之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以及应用问题外，还在“求正录”篇章中阐发了“三焦包络命门辨”、“大宝论”和“真阴论”等理论见解，概括了张景岳著名的命门阴阳学说。

《景岳全书》是全面阐述中国医学理论（包括理法方药）的著作。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张景岳依据自己的医学认识和医疗实践，论述了温补命门阴阳的医学主张，对金、元以来盛行的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各家学说提出了不同见解，对促进中国医学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质疑录》包括 45 论，内容多针对金、元各家医学理论进行探讨。王琦跋称：“其书于古名家若刘（完素）、李（杲）、朱（震亨）、张（从正）辈，所言稍有偏著，必加辨正，盖恐后之不善读者，守其一说，未得化裁之用，夫■好与前人洗垢索瘢哉！”表明张景岳做学问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于学术，他既能在前人成就基础上探研真理，发现问题，阐明自己的见解；同时，又能随自己学识的逐步提高充实，补充和修正自己的论点，

务求观点正确，体现了作者良好的治学精神。

张景岳对祖国医学理论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挥，归纳起来，他的医学思想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阐发医易同源的思想。张景岳深入研究过《内经》，中年以后又接受了《周易》的哲学观点，并把它应用到中国医学理论（按：《周易》原是中国古代一部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的书籍，具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它包含着古代辩证法思想，尤其“系辞”所论述的“阴”、“阳”部分。表明两种相反性质的力量是自然和社会现象一切变化的源泉，对后世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张景岳依据《周易》“太极生两仪，动而生阳，静而生阴” 的道理，认为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即自然和人的造化生成都可以用阴、阳二气来认识，可谓“天人一理，一此阴阳”，“医易同源，同此变化”。

中国古典医学著作《内经》也全面运用了阴阳学说，对古代医疗实践作了总结性的论述。张景岳认为，追本溯源，《周易》所具有的哲学观念， 可以很好概括解释中国医学理论的全部内容，因此，他以数十年精力研究

《内经》之后，于《类经附翼》第一卷中，以全卷篇幅论述医与易的关系。一再说明：“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还说： “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 由此可见，张景岳对于《周易》哲学思想用于阐明中国医学理论的高度评价。

张景岳认为：按照“系辞”所言，天地、阴阳、刚柔、动静的变化， 如果结合医学上人的性理神机，形情病治观察，可以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求得纲领。概括起来可分如下数点：

  1. 阴阳互根。“阳为阴之偶，阴为阳之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互为其根。故张景岳指出，医家能理解这一理论便能明白阴阳气血都有其基础，通过这一点，可以正确判断人的形体气质状况程度。

  2. 动静之妙。张景岳认为，静是动的基础，动又是静的一种机转， 天下万物万事，都出乎一动一静。因此，“动”过极，应制之以静，阴盛者，可以阳胜之，即动和静是相对的，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互相调整。结合疾病而言，动与静的微妙关系也是存在的，医生在治疗过程中， 诊脉用药，都需要在动与静方面加以考虑。在观察病人声色，用药时的药性气味，要掌握刚柔相济的原则。

  3. 盛衰之理。“微者甚之基，盛者衰之渐”，物态的变化每是渐进的。但是，“物极谓之变”，在过极状态下，阴可变为阳，阳可变为阴。疾病的变化具有同样的道理，阴证、阳证，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故张景岳在这里告诫医者，临床治病切不可轻视始生之病，如果忽视初起的小病，就可以造成“积羽可以沉舟”的结果，使疾病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4. 神机倚伏。“神为机为主，机为神之使”。这是指一个人的精神有主导方面，“机”是指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转换，二者互相依赖。通常情况下，神有所主，机有所从；神有所决，机有所断。张景岳的真意也在于告诫医者，治病要掌握病者的神机，不要为疾病表面现象所迷惑，要在疾病的进退、疾徐、轻重方面多加考虑。

  5. 常变之用。“常者易之体，变者易之用”。这是指人体禀赋，属阴属阳各有不同，如果发生疾病寒热，而连带脉象也会出现浮沉现象，所以这里还存在一种“常”与“变”的道理。张氏指出：“常者易以知，变者应难识。”就是说“常”是容易认识的，而“变”就难掌握了。作为医生如果通“常”知“变”，灵活运用治疗方法，就可以解除病者的痛苦。张景岳运用“医易同源”的思想，更好地说明了中国医学有关人体的

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应掌握的变化规律。因此， 他认为探讨中医的一些本质问题，易理知识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又说： “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两者如果运用适当，就有“这一寻之木， 转万斛之舟”的可能。

其次，倡命门阴阳学说。命门学说源出于《难经》，“三十六难”称： “肾有两者，非皆肾也，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又称：“命门者，精神之所舍，元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张景岳怀疑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他提出：“右肾为命门，男子以藏精，则左肾将藏何物乎？ 女子以系胞，则胞果何如而独系右肾乎？”。由于命门具有关系生命的根本性，因此，张景岳在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后，创造性地论述了自己对命门的意见，即命门阴阳学说。

张景岳认为命门位置应“居于两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命门和肾正如易坎卦（■）所表示的一样，上下断者属阴，代表两肾（左属水，右属火），中间一横属阳，代表命门，故称“肾两者坎外之偶也，命门一者坎中之奇也，一以统两，两以包一”。命门总主两肾，为“水火之府”， “阴阳之宅”，在这里实际表明了命门与肾的密切关系。命门有生化作用， 是命门之根本，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命门之火，谓之元气（真阳）；命门之水，谓之元精（真阴），二者“阳先阴后，阳施阴受”，“先天因气以化形”，是阳生阴的规律；“后天因形以化气”，是阴生阳的规律。因此他又说：“先天之气也，神由气化，而气本乎天，所以发生吾身者，即真阳之气也，形以精成，而精生于气。所以成立吾身者，即真阴之气也。” 是故“物之生也生于阳，物之成也成于阴”。真阴、真阳是“造化之源”， “生命之本”。

阳主气，阳主生。张景岳指出：易 64 卦，皆以阳喻君子，说明“阳气之德”。又《内经》亦称：“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表明“阴”之所倚恃的主要是“阳”。所以张景岳又说：“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非阳能死物也，阳来则生，阳去则死。”由此推论：“人是小乾

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阳衰者，则亡阳之渐也，恃强者即致衰之兆也。” 人的性命元元根本，在乎真阳的保持，故又喻称：“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因此，保生重命，命门真阳的不伤是极为重要的。

阴藏精，阴主杀。人之五脏、五液皆归于精，五精统于肾，肾之精室即为命门真阴之府，精藏于此。张景岳指出：凡真阴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指阳气不能保持），无气则死矣。”因此，命门真阴的保持，同真阳一样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总之，治病当求其本，脏腑精气统归于命门。真阴、真阳均需保持不伤。故张氏称：“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他极力提倡命门阴阳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再次，立甘温固本大法。张景岳提倡命门学说，说明人体一切生理、病理现象都与命门阴阳是否协调与平衡有关。这种观点在临床实践方面的运用体现在：“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 因此，张景岳命门学说结合虚损证候更可说明问题。在治疗方面他认为： “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因为气为精之母，精为气之根。明·王应震诗称：“一点真阳寄坎宫，固根须用味甘温。”可以很好说明张景岳的医学主张，归纳起来，可称甘温固本。

张景岳继承和发扬了祖国医学“阴平阳秘”的固有原则，运用扶阳与滋阴兼顾的方法治疗阴阳虚损证。张景岳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这种在临床上“阴阳互济”方法的运用，在当时各派学说互相竞争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其特色。

《景岳全书》中“新方八阵”、“补阵”所列的左、右归饮，左、右归丸就是体现景岳医学见解具有代表性的几首方剂。前人用药有“欲速者用汤⋯⋯甚缓者用丸”的说法。景岳的左、右归饮，左、右归丸，一作煎剂，一作丸剂也是针对病情缓急而区分的。按性质而言，基本上是两类方剂。依据命门水火之说，左阴右阳之理，左归为壮水之剂，右归为益火之剂，其方剂组成如下：

左归饮：熟地、山萸、山药、枸杞、炙草、茯苓。

右归饮：熟地、山萸、山药、枸杞、炙草、制附子、肉桂、杜仲。 左归丸：熟地、山萸、山药、枸杞、菟丝子、鹿胶、龟胶、川牛夕。右归丸：熟地、山萸、山药、枸杞、菟丝子、鹿胶、附子、肉桂、杜

仲、当归。

这几首方剂，很明显是在六味和八味丸基础上化裁而来的，其中去除渗利和血的丹皮、泽泻等药物，而代之以菟丝、枸杞、杜仲、牛夕、当归、附子、鹿胶、龟胶等养阴扶阳功能的药物。左归饮治命门阴衰阳胜；右归

饮治命门阳衰阴胜。前者如真阴既虚而阳证迭现者，此为主方；后者如阴盛格阳、真寒假热等证，此为主方。左归丸治精髓内竭，意在峻补真阴； 右归丸治先天禀衰或劳伤过度，意在温壮元阳。两方均以熟地为君，左归丸佐以龟鹿胶、牛夕引药下行，以达补髓填精益阴之旨；右归丸以桂附八味之旨，而配以当归养血，取其“补中有动，行中有补”（按当归功能养血、活血），益火以涵阴。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熟地是张景岳最为重视的药物。他认为该药阴中有阳，可以大补血衰，滋培肾水，为补血要药。左、右归饮，左、右归丸都以熟地为主药，这是因为它和人参补气有一阴一阳相为表里的作用，此外，凡真阴亏损，阴虚神散及阴虚火升，阴虚燥动，阴虚刚急，阴虚而水邪泛滥，阴虚而真气散失者，熟地具有缓、降、聚、静的功能。如阴虚精血俱损，熟地还有温厚肠胃的作用，如和散剂在一起，它有发汗的作用， 所谓“以汗化于血，无阴不作汗”。重用熟地和与其他温剂在一起服用， 还有回阳作用等。张景岳归纳熟地作用如此之广，所以喜使用熟地，因而人们对他有“张熟地”之称。

金、元、明各代是我国医学理论相当发展的时代，各家学说纷纭，张景岳的命门阴阳论述了他对各家的不同见解。他认为刘完素阐发的“火”、“热”学说，治病以寒凉药物为主，有“不辨虚实，不察盛衰，悉以实火言病”的缺点。他指出，如果疾病确属“实火”，固宜治以寒凉；假如元气已虚，仍旧施用寒凉药物，则必然致人于死地。同时，一般而论，虚火疾病每多于实火疾病，提倡寒凉药物不免要伤害命门元气，这是违背“阴平阳秘”原则的。对于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张景岳认为：“丹溪但知精血皆属阴，故曰阴常不足，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先由此阳气， 倘精血之不足，又安能阳气之有余？”在这里，张景岳依据他对命门阴阳的认识，以为精血之所以生，是由于人体的阳气充实和旺盛，如果精血不足，阳气虚弱的结果，而绝不是阳气有余所产生的现象。此外，张景岳还指出朱震亨所论“凡动皆属火”，“火起于妄，煎熬真阴”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滋阴降火”之说不能成立。

张景岳对李杲所倡“脾胃为养生之本”也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虽然承认脾胃的重要，但是他更强调命门的作用，并把命门与脾胃认为是先天与后天的相需关系。他说：“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原（先天），人之既生， 由乎水谷之养（后天）。精血之司在命门，水谷之司在脾胃。”表明脾胃为水谷之海，须有先天的培育，命门为精血之海，必须有后天的资养。

他还指出：“脾胃以中州之土，非火不能生⋯⋯命门之阳气在下，正为脾胃之母”。故人体消长盈亏，“脾胃之化”与“饮食之能与不能”都与元阳之气有着密切关系。故又称：“先天真一之气⋯⋯自下而生，与后天胃气相接而化，此实生生之本也。”因此，张景岳认为：照顾命门水火， 比加强脾胃更为重要。所谓“花萼之荣在根底，釜灶之用在柴薪”。可说

明命门与脾胃的关系。

张景岳对明代薛己所倡命门学说主张用张仲景八味丸和钱乙六味丸， 也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二方茯苓、泽泻渗利太过，未免减去补力，奏功为难。

综观上述，张景岳医学理论是建立在《内经》及前人学说基础上的， 具有明显创新特色，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也有一些医家， 如清姚球托名叶天士所著的《景岳全书发挥》、陈修园所著的《景岳新方砭》、章虚谷著的《医门棒喝》等，认为张景岳学说有忽略六气之邪，以及用药偏涉温补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