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泥守《局方》

北宋政府曾编撰《和剂局方》5 卷， 21 门，收 297 方。该书证、法、方、药、制法具备，颇便应用。至南宋绍兴时（ 1131—1162），又增补绍兴、宝■、淳■年间方，改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分 10 卷，14 门， 收 788 方。使之内容更加丰富，流传至广，甚至形成“官府守之以为法， 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持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的局面。无论民间还是医生，治病时按证套用成方，不知用药加减化裁，这种拘泥不化的医风，客观上阻碍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治的优良传统。为此，朱震亨撰著《局方发挥》，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他指出：古人“以神、圣、工、巧言医”，又强调“医者，意也。”说明医生必须具备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临诊时要掌握据证用药、因人施治的本领。治疗疾病如同对待敌人的大将，又如同操浆划船的舟人，要善于临机应变。如果只拘守《局方》的有限方剂去应付无限变化的疾病，就如同“刻舟求剑”、“按图索骥”，即使偶然有效，也只能是侥幸于万一。且由于人的体质、年龄、形志、脏腑器官、病程长短、接受药物的能力等各有不同，加之地域及四时的分别、某经用某药、君臣佐使、药量轻重、正治或反治等方面均有差异，都需综合考虑，才能收到对证用药之效。而《局方》则只在各方之后，条述证候，列出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并没有临症施治、变通化裁的论述。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表面看立法简便，而实际上中医辨证施治的灵活性则很难体现。以《局方》所列至宝丹、灵宝丹而论，均谓治中风不语、中风语涩。但是从分别病因和疾病程度看，则有很大不同。如中风不语，有失音不语、舌强不语、神昏不语、口噤不语等区别。中风语涩，有舌纵语涩、舌麻语涩的分别，病情有很大差异。又如治大肠便秘， 也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

一个好的医生治病，必须寻找病因，分别病邪的虚、实、轻、重，再按标、本、缓、急进行施治。这些议论，对于两宋以来流行 200 多年的《局方》的权威性，无疑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严谨，辨理精透，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对元以后医风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