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火论”的提出及其对火热理论的发展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 也可以说这是他在医学病理方面的见解。朱氏认为“凡动皆属火”，火内阴而外阳，人体阴精在发病过程中，极易亏损，各类因素均易致相火妄动， 耗伤阴精。情志、色欲、饮食过度，都易激起脏腑之火，煎熬真阴。阴损则易伤元气而生病。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相火”是“元气之贼”。妄动的相火，又与君火（心火）密切相联。相火即寄位于肝肾阴分。如“君火不妄动，相火惟有禀命守位而已”。朱氏的“相火论”与前代医家认识相比已有发展。如金刘完素根据《素问·至真要火论》认为百病之生，皆由风、寒、暑、湿、燥、热六气所致，六气皆可化火，强调外在因素。金张从正又持火邪之说。元李杲从火对元气的耗伤角度出发，认为“火与元气不两立”，强调内在因素的致病性。朱震亨吸收各家之说，在“相火” 理论上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对于相火的种种特性，朱氏还根据程朱理学思想和自己的临床体会， 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在养生预防方面，他提出：因“火之体动，动易而静难”，故应遵循理学某些思想以防相火妄动。如谓“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医者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动于妄也”，就是采用周敦颐之言“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及朱熹之言“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的强调治心方法。故在疾病治疗上，朱氏侧重滋阴以降火，滋阴为本，降火为标。如“大补阴丸”一方，就是采用黄柏、知母降阴火，熟地、龟板

等补肾水。另外，他还认为一些药物如甘草、白术、地黄、泽泻、五味子、天门冬之类，均为味厚补阴药物，用于虚者补气最有功效。同时，他还提倡平日食用“自然冲和之味”，如谷、蔬、菜、果，收取补阴之功，这一思想对后世很有启发。

由于朱震亨对相火的生理、病理特性在理论上有较全面的阐述，并在临床应用上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疗方法，使金元时期的火热理论又有了明显进步，从而确定了“滋阴”学说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