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季 驯

郭 涛

潘季驯 字时良，号印川。浙江乌程（今湖州）人。明正德十六年三月六日（1521 年 4 月 23 日）生；万历二十三年三月三日（1595 年 4 月 12 日）卒。水利学、治河工程学。

潘季驯出身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潘氏共四兄弟，季驯排行第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宦官专权，国力衰微，河患频繁，民不聊生。潘季驯目睹灾难深重的现实，忧国忧民之心渐渐滋长， 渴望自己能干一番报国效民的事业。他 30 岁中进士，先后在江西、河南、广东等地做地方官。由于为官清廉，他离开广东时，老百姓遮道挽留。

明代前期，黄河下游河道十分紊乱，主流迁徙不定，或者北冲张秋运道，或者南夺淮、泗入海。永乐九年（1411），重新疏浚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后，朝廷把保证京杭运河畅通作为治理黄河方针，采取了“北堵南疏”、“分流杀势”的方略。到嘉靖末年，黄河下游在徐州以上向东南分岔一度达 13 支之多，灾害十分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嘉靖末年开始，经隆庆到万历，他奉三朝简命，四次出任总理河道，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前后历时 27 年。潘季驯主持治河后，改变了前期专事分流的方略，提出并实行了束水攻沙的一系列主张和措施，经治理，黄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使摆动不定的黄河主槽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相对稳定行水达 300 年之久的明清河槽。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运河被泥沙淤塞 200 余里。十一月，朝廷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他提出“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理方案，但朝廷只同意疏浚下流。在他的主持下， 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挑挖了南阳至留城的新河 140 余里，疏浚了留城以南

至境山（今徐州北）旧河 53 里。次年十一月，潘季驯因母亲去世，回籍守制。

隆庆三年（1569）七月，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次年七月又决邳州（今江苏瞧宁古邳镇）。八月，朝廷再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他提出“加修堤岸”和“塞决开渠”两项方针。并认为，根本之计在于“筑近堤以束河流，筑遥堤以防溃决”，初步产生了利用双重堤防实现束水攻沙的设想。限于条件，当时只修筑了徐州至邳州两岸缕堤（近河堤）。隆庆五年十二月，由于在治河方针上不同意当权者的意见，潘季驯被人借故弹劾罢官。万历四年（1576）八月，黄河在徐州决口，次年又决崔镇（今属江苏

泗阳）等处。当时张居正在朝廷主事，起用潘季驯。万历六年二月，第三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兼管漕运，并提督军务。潘季驯在对黄、淮、运

三河进行实地查勘之后，总结前两次治河的经验教训，并认真研究了历代治河的积极成果，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两河经略疏》中，系统提出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治河理论及其具体的工程措施：（1）在清口地区，不准淮河水从洪泽湖东泄，只准尽出清口。这样，既可以蓄淮水之清以刷黄水之浑，又有助于消除淮南和泗州以上的水患。实现这一目标的工程措施，是搞好洪泽湖水利枢纽，重点在坚筑高家堰。这是治理黄淮两河的关键。（2）在徐州至淮安河段，不准黄河决口分流，只许由河堤上的滚水坝宣泄异常暴涨的洪水。这样，既可以实现束水攻沙的目的，又可以避免河道决口漫流之患。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程措施是高筑徐州以下黄河两岸遥堤，约拦水势；并在崔镇等处适当位置修建减水坝，分杀异常洪水； 修筑归仁大堤，既逼睢水、邸家湖等清水汇入黄河，以助冲刷泥沙，又防止黄河水南射泗州。（3）在宝应、高邮、邵伯等淮南诸湖地区，严防湖水泛滥。这样，既可以维持运河畅通，又可以使高、宝、兴、盐诸邑免受涝灾。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工程措施，是修宝应堤、西土堤，加固邵伯堤等。

（4）在南旺一带京杭运河翻越山东地垒的最高点，节制湖、泉之水走泄。这样，可以集中利用南旺分水岭及运河两边的水量，以利运船通行。实现这一目标的工程措施，是修坎河大坝、何家坝，拦截汶河水入南旺诸湖； 修南旺东西湖、马踏湖、蜀山湖、马场湖、安山湖等五湖界堤，以便储蓄汶、泗河水；同时隔一定距离或在关键位置修建斗门、闸坝，控制运河用水。（5）在黄河与运河交接处的茶城、清口等地，严防黄河洪水倒灌、泥沙淤运河。实现这一目标的工程措施，是增建或改建船闸，并严格启闭制度。

潘季驯按照上述总体规划，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对黄河、运河和淮河进行了大规模整治，共筑土堤 102268 丈，砌石堤 3375 丈，开挖河道二

条，堵塞决口 139 处，建滚水坝 4 座，挑浚运河淤浅 11564 丈，栽护堤柳

832200 株，同时比原计划节省工程经费白银 24 万两。《明史·河渠志》记载说，经过潘季驯这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出现了“流连数年，河道无大患”的局面。由于治河成功，潘季驯声名大振，被升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万历八年（1580）六月，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机事务。万历十一年正月，奉调进京任刑部尚书。在此期间，他始终关注和思考着河道的治理。他积极向吏部推荐称职的治河官员并在信中

说：我以治河为命，虽然离任，但好像还生活在河边，思想总离不开黄河。张居正死后，政治风云突变。万历十二年，潘季驯因“党庇张居正”罪被削职为民。

潘季驯革职后，堤防修守日渐松弛。万历十三年（1585），河患又起。万历十六年五月，朝廷第四次任命 68 岁高龄的潘季驯出任总理河道大臣。潘季驯一上任，首先花了两个月时间对黄河、淮河、运河的堤防、闸坝普遍作了一次详细调查。在实际查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整治江苏、山东、

河南三省河防工程的详细计划。他坚持并发展了三任总河时的主张，更加重视堤防的建设，并且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方案，为治理多沙河流又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进一步完善了“束水攻沙” 的理论和措施。在此期间，他加紧对治河经验的理论总结，加紧对堤防修守制度的建设。万历十六年八月，他上疏朝廷，提出加强堤防修守的八项措施。次年，提出保证黄河安全渡汛的“四防二守”制度。万历十八年， 他积一生治河心血并融汇了前人治河的丰富经验，写成了极为重要的治河专著《河防一览》。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万历十八年以后，潘季驯一直是抱病巡河，以舟代步。当时他已是 70 高龄，按明朝制度即可退休。但因无人接替，朝廷始终不准他离任。万历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浸及明朝祖陵。潘季驯仍以病危之躯亲赴泗州巡视水势灾情。翌年正月，潘季驯终于被解除总理河道职务。离任前，他写了一份题为《条陈熟视河情疏》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系统阐述束水攻沙等基本理论外，着重提出治河一定要熟悉河情水势，尊重客观规律，要从地形地势出发，要始终不懈地加强堤防的修守。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治河之法别无奇谋秘计，全在束水归槽。而束水归槽也无奇谋秘计，只有坚筑堤防”。离任第二年，潘季驯便得了风瘫。万历二十三年（1595），这位在中国河工史上写下光辉篇章的治河专家悄然谢世。

潘季驯在长期治河实践中，吸取前人成果，总结新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治理黄河总方略，核心在强调治沙，基本工程措施则是筑堤固槽，以堤治河，遥堤防洪，缕堤攻沙，减水坝泄洪。这样，不仅改变了明代前期在治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流”方略，而且改变了历代在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他的主要贡献是：（1）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实现了治黄战略的重要转变；（2） 提出并实践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即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3）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

潘季驯的治理黄河思想与实践有几个显著特征。首先，他紧紧抓住黄河沙多水少、年内分布极不平衡的水文特点，使治理方略与措施建立在对黄河规律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潘季驯以前，治河方针总是以治水为单一目标。而潘季驯则认为不能把黄河问题同一般清水河流等同来看，不能完全采用适于清水河流的方法来治黄。他在《河议辨惑》中答复一些人的责难时说：黄河自“兰州以下水少沙多”，这是黄河的特殊性。他反复强调： “黄河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基于这种认识，潘季驯反对黄河分流，认为“分流诚能杀势，然可行于清水之河，非所行于黄河也。”

第二，潘季驯主张利用水沙关系的自然规律来刷深河槽，达到治河的目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的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明代中叶， 黄河泥沙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但是，解决泥沙问题的途径，见解却极不一致。当时比较普遍的意见，是主张用人力挑浚或用原

始的疏沙船疏浚。但潘季驯却主张利用自然力。他认为，黄河泥沙“不知几千万斛，⋯⋯纵使其能挑而尽之，堤之不筑，水复旁溢，沙复停塞，可胜挑乎？”如果以水刷沙，则“如汤沃雪”。而要利用水力刷沙，就必须坚筑堤防。“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 一定之理，必然之势”。这就是著名的“束水攻沙”论。他阐述了利用堤防约束水流、提高流速从而增大挟沙能力的道理：“黄河斗水，沙居其六。以四升之水载六升之沙，非极迅溜湍急，则必淤阻。”而“堤固，则水不泛滥而自然归槽。归槽，则水不上溢而自然下刷。沙之所以涤，渠之所以深，河之所以导而入海，皆相因而至矣”。潘季驯不仅主张通过筑堤束水来提高冲刷泥沙的能力，而且提出利用清水注入黄河，稀释浑水，从而提高水流的挟沙能力。他说，黄河和淮河，一浊一清，“俨若泾渭”。“且所借以敌黄而刷清口者，全淮也”。如果失去淮河清水的稀释、冲刷作用， 而“止余浊流（黄河）一股，海口必塞”。潘季驯又进一步提出利用黄河大水挟大沙的特点，淤滩固堤。他建议，在黄河汛期将缕堤适当位置开口放水入滩地。“水进则沙随而入，沙淤则地随而高”。他设想，“二、三年间，地高于河，即有涨漫之水，岂能乘高攻实乎？缕堤有无，不足较矣。” 他试图以淤高的滩地来代替原有的缕堤，并保护遥堤。他称这是“与其以人培堤，孰若用河自培之为易哉！至于人夫桩料，岁省尤为不■诚为上策”。潘季驯解决泥沙问题的思想虽也有其局限，“束水攻沙”尚未能解决黄河下游河床的淤积，但这一思想却闪耀着科学的光辉。

第三，潘季驯强调治河要有整体观念，要有统筹规划。他说：“治河之法，当观其全。”他面对的是黄河、淮河、运河三者交叉的复杂格局， 因而他的主张和措施总是把三者视为一个整体：既看到三者各自的区别， 更重视彼此的联系和制约。他的这一思想，首先反映在他的《两河经略疏》中，以后又不断进行阐述和发展。他把治河与治漕、治河与治淮、治河、淮与治海口、兴利与除害、上游与下游等多种关系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统一规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总体规划思想，这就是：“通漕于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于淮，则治淮即以治河；会河淮而同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这一思想表明，16 世纪时期的中国跨流域规划思想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第四，潘季驯始终强调从河情地势出发，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出发来确定治河方针和方法。他在垂暮之年，即将告别河工之际，这样阐述了自己治河方略的实践源泉：“臣自嘉靖四十四年以河事君父者，凡四伍矣。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或采之舆情，或得之目击，或稽之以往，或验之将来、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所谓“采之舆情”就是作调查研究；所谓“得之目击”就是作实地考察；所谓“稽之以往”就是吸取前人的成果；所谓“验之将来”就是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的主张和

措施。他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治河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 而不能凭空臆度，穿凿附会。

潘季驯的主要著作有《总理河漕奏疏》14 卷，《宸断大工录》10 卷，

《河防一览》14 卷等。其他河工著作还有《潘司空奏议》，《河防榷》，

《两河经略》，《两河管见》等，但内容大多重复。另有《留余堂尺牍》等书信集，内容也有不少与治河有关。

潘季驯关于治河的理论和措施，首先直接反映在他给朝廷的河工奏疏中。这些奏疏多达 200 余道，是潘季驯四次担任总河、长期治河实践及研究的呕心沥血的结晶。奏疏内容包罗万象，从堤工技术到治河行政，从总体规划到一闸、一坝、一条制度的规定，几乎所有重要河工问题的解决过程，都反映在他的奏疏中。这些奏疏被后人编辑成《总理河漕奏疏》14 卷。万历八年，潘季驯的僚属曾把部分河工奏疏和别人给潘季驯的赠言汇编成集共 10 卷，取名《宸断大工录》，这是潘季驯的第一部治河书。后来，他以《宸断大工录》为基础进行补充删改，辑成《河防一览》14 卷。此书最集中、最清楚地体现了潘季驯的主要治河思想和措施，它的流传和影响也最为广泛。清代第一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曾评价说：“司河者略能记诵其《河防一览》中一二语，其所设施，便出人一头地。（潘）公之功其旷世而难泯，公之名虽千载亦不灭矣。”《河防一览》约 29 万字，精选了 41 道治河奏疏，其中首任和二任时期的奏疏一道也未收入。由此可知，潘季驯认为三任总河以后的奏疏更能代表他的全面主张。《防河一览》全书内容包括：皇帝给潘季驯的诏书、黄河图说、治水思想、河防工程的关键地点、修守章程、潘季驯本人奏疏、黄河源与黄河决口、古今治河重要文献辑录等 8 个部分。它既全面继承了前人治河的主要成果，又系统总结了潘季驯

长期治河的新经验。它既是束水攻沙论的主要代表作，又是中国 16 世纪河

工水平、水利科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对此后 300 年的河工实践起着指导性作用。

潘季驯最常说的名言，就是“未经身历，不敢妄言”。这充分体现了他尊重实际的作风。这种作风势必与天神观冲突。所以他说，把治河成败“归天归神误事最大”。他说，所谓“神”，就是“水性”。人掌握了水性，“天心”也会顺应人意。如果治河想靠上天保佑，神灵相助，人的力量就无从发挥了。他还反对迷信书本和古人经验。他非常推崇孟子的一句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潘季驯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他治河能获得重大成就的思想基础。在潘季驯治河 300 年之后，国际水利界曾对治理黄河下游的方略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方水利专家所提出的种种治黄方案，并没有超出潘季驯早已论述过的原则。20 世纪 30 年代，德国著名水利专家 H．恩格斯

（Engels）教授对潘季驯的双重堤防作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潘氏分清遥堤之用为防溃，而缕堤之用为束水，为治导河流的一种方法，此点非常

合理。”这说明潘季驯在世界河工史上也是一位杰出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