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外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伟大的创造、悲惨的命运，比比皆是。朱载■及其创建的十二平均律就是一例。

在十二平均律的诞生过程中朱载■确实愁过于喜。三分损益法的传统习惯如此顽固，以致听朱载■陈述平均律的人几乎都以为是荒谬绝伦。朱载■只好将自己的创见藏于胸，缄于口，迟迟不敢见诸文字。

朱载■将他的雕版著作呈进朝廷后，却被打入冷宫。《明史·乐志》载，“未及实行”。这颗科学和音乐艺术的明珠，就这样被埋没在知识荒漠的王宫殿堂里。

尽管朱载■一再强调，他的新理论“盖二千余年之所未有”，但在他创建新理论的一个半世纪后，还招致康熙帝和乾隆帝的一场围剿。在他们组织编纂的《御制律吕正义》及其《后编》中，以连篇累牍的文字历数十二平均律的“十大罪状”，将它统统斥之为“臆说”，诬蔑朱载■“好为新奇”。

在皇家权威的影响下，18 世纪的中国几乎没人敢说平均律的好处。近代乐律家陈沣（1810—1882）是个典型，他明知十二平均律的优越，但他主张三分损益的“古法诚不必改”。

大概只有一个乐律家是朱载■的知音知己。这就是 18 世纪的江永

（1681—1762）。当他在 77 岁第一次读到朱载■的《乐律全书》时，“悚然惊，跃然喜”，“是以一见而屈服也”。此后不到一年，他就完成了《律

吕阐微》一书。在书中表达了对朱载■的敬仰，并对康熙、乾隆帝的谬论予以反驳，同时，还修正了朱载■著作中的个别错误。

实际上，朱载■的平均律远不止影响了江永一人。在民间传播其理论者大有人在。就是持反对态度的康熙帝和乾隆帝，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朱载■的研究成果。

朱载■的理论传到欧洲后，成了智慧的启迪，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一般认为，欧洲对十二平均律作出数理阐述的有两个人：一是荷兰数

学家、工程师斯蒂文；一是法国科学家 M．默森（Mer－senne）。

斯蒂文在 1585—1605 年的某一年完成解等比数列的同时，也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解。显然在时间上比朱载■晚几年至几十年。他将写好的论文寄给他的一位朋友，希望听到这位有实践经验的音乐家的意见，可是这位朋友随便浏览一遍后就把它搁置一旁，从此再不过问。而斯蒂文自己对此论文也不十分关心。看来，这个伟大发现的发现者本人和第一个读者都可能认为这篇论文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他们都不像朱载■那样了解自己发现的巨大意义。这样，斯蒂文的手稿直到 1884 年被人重新发现后才得以发表。

继斯蒂文之后，默森于 1636 年对平均律作出了和朱载■完全一样的数

学表示式，比朱载■至少晚了 55 年。后来，对欧洲音乐艺术起影响的是默森的理论。直到 18 世纪前半叶，德国作曲家 J．S．巴赫（Bach）分别于1722 年和 1744 年创作了上下两卷《平均律钢琴曲集》，证明十二平均律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此后，十二平均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才被人们普遍接受，而巴赫的钢琴曲就成了划时代的作品。

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巨大地影响了当代音乐艺术的数理理论，在欧洲近一个世纪来却被认为其“起源是模糊的”，更有人认为它是想当然的东西。科学史家通过大量的分析考察，才找到它的起源正是在中国。李约瑟博士说，“平心而论，在过去的三百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曾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他以大量的文化交流史的事实，认为斯蒂文在仿造中国帆车的同时，也得知了朱载■有关的音律理论。他还称颂朱载■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从 1582 年利玛窦（M．Ricci）来华以后，不少传教士曾旅行河南，到过郑王封地。1629—1634 年编纂《崇祯历书》时，参与编纂的传教士完全可能而且应当读过朱载■的《乐律全书》，他们中不仅可以以书信形式将消息寄往欧洲，而且在其往返欧洲时也可能将朱载■的著作带回欧洲。斯蒂文、J．开普勒（KePler）、伽利略

（Galileo）、默森都有可能得到来自中国的平均律解法的学术信息。在一大批传教士争先恐后地向欧洲报道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讯中，朱载■的理论一旦在欧洲广为传播，就谁也不会再去理睬这个伟大创举的真正来源了。中国的发明、发现传到西方后，类似的遭遇是不乏前例的。

18—19 世纪时，“王子载■”的名字传遍了欧洲学术界。有人说他是

“耶稣降生前一千五百年”的人物，有人又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的七声音阶说成是“王子载■的发明”。这些正误皆有、真假相掺的传说，表明朱载■在欧洲已被当成“神话”人物而加以崇敬了。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 H．von 亥姆霍兹（Helmholtz ）在其《论音感》巨著中写道：“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载■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人们可以说，没有十二平均律的数理理论，就不会有今天丰富的音乐艺术生活。现在，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在音乐文化中不时地感受到朱载

■这位 400 年前诞生的科学和艺术巨星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