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 年 4 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对于这个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全国各阶层人士无不为之痛心疾首。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也义愤填膺，以省籍为单位纷纷到都察院请愿，表示反对。在全国上下一片愤怒声中，康有为更是万分愤慨，奔走呼号，发动了 1300

多名举人于 5 月 2 日联名上书清廷，痛切指出形势的危殆，在上书中警告光绪皇帝：如按条约规定对日割地赔款，必将丧失民心，引起列强接踵而至、“瓜分豆剖”的严重后果，并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即由皇帝下诏罪己，严厉处分丧权辱国的大臣；迁都西安，整军再战；将对日赔款移作军费，加紧练兵；实行变法，采取“富国”、“养民”“教民” 的各种有效措施，以改弦更张，转弱为强。强调“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皇帝如果要“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①还提出以府县为单位，每约十万户公举一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郁”，“上驳诏书，下达民词”，供皇帝谘询，决定“内外兴革大政”。康有为认为“鼓气”、“迁都”、“练兵”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这是康有为继 1888 年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后的第二次上书皇帝。这次上书，不论在政治思想内容上和变法的政治主张上，都比第一次上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也可以说，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但是，这次上书，都察院却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当然也就不可能到达光绪皇帝手里。

“公车上书”虽然未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批举人的这次上书请愿，却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公车上书”被传抄印刷，不胫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第 57 页。

② 《孔子改制考》第 267 页。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33、140

而走，流传很广。社会上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也从此确立了维新变法运动领袖的地位。

《公车上书记》封面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 5 月 29 日、

6 月 30 日，他又两次上书。第三次上书基本上是重申“公车上书”中的内容，请求皇帝“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求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这次上书递到了光绪皇帝手里。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即遭甲午之败，他虽然想要有所振作，力求自强，但格于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的掣肘，无能为力。看到康有为的上书之后，感到所言痛切中肯，书中所提出的变法主张有利于挽救危局，因此颇为重视，下令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康有为在第四次上书中，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为在设议院问题上避免顽固派的反对，也为了消除光绪皇帝的疑虑，他一再解释设立议院并不损害“君上之权”。他说：“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①尽管如此，顽固派仍然拒绝代呈。不过，这时光绪皇帝已经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有所了解，并且内心表示赞同。康有为取得光绪皇帝的支持，不但使他本人感到振奋，更加信心十足地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也给维新派其他人士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分立，矛盾重重。大体上分为“帝党”和“后党”两大派，也有游移于帝、后两党之间的一些洋务派官僚。光绪皇帝和支持他的帝党官僚，虽然倾向赞成变法，但并不掌握实权，中央军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及后党官僚们把持。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师傅、亲信重臣，他与康有为接触较多，对康有为的才能和见识颇为赞赏。此外，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僚还有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内阁学士阔普通武、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等。

为了争取更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康有为和一些维新志士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很快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维新变法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

1895 年 8 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

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开始每期印 1000 份，随当时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邸报”分送给在京官员。随着变法思想的传播，《万国公报》不久改名为《中外纪闻》，印数也很快增加到 3000 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

论工具，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年 11 月，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活动和倡导之下，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北京强学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陈炽是早期维新思想家之一，当时任户部郎中，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强学会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集会都有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撰写的《强学会叙》指出：中国形势的危急犹如在列强“磨牙涎舌”、宰割爪分的险境中，“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他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戊戌变法》第 2 册，第 176、187 页。

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①在维新变法得到光绪皇帝支持、声浪高涨之时，强学会的成立引起了不少官僚的兴趣。当时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来参加，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为学会捐款，甚至李鸿章也想捐银入会，只是由于名声不好，而被拒绝。

在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西方国家来华的一些著名传教士，也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的变法，并极力向中国的维新派施加影响。早在 1887 年，他们就在上海成立了“广学会”，这个学会一方面作宗教宣传，一方面向中国介绍一些有关西方近代知识的书籍，强学会成立后，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林乐知等纷纷加入，甚至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也亲自参加，并捐助图书。这些传教士都是长期住在中国的“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并且极力要用西方的面貌改造中国。他们表示热心支持中国变法，但是却并不完全赞同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方案。李提摩太向光绪皇帝提出了名为《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认为中国并不需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不必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只要中央政府能实行“新政策”就行了。李佳白说：“中国立南北直省，环拱京师，外而督抚将军，内而阁部大臣，俱有专司，以上承天子，意美法良，诚不必如泰西君民共主，政多纷更也。”

①他们主张保持清朝原来的政治体制，其目的在于更进一步控制清朝中央政

府。李提摩太在《新政策》最后《目前应办之事》中，列举九项具体方案，其中有八项都提出要在政府各部门中任用西人。还建议设立“新政部”，作为推行“新政”的领导机关。内设总管八人，其中四人要由赫德、艾迪斯、科士达、德鲁等在华外国人担任。由外国人指导中国的“新政”当然要符合外国的利益，显然与以救亡图存、变法自强为目的的维新宗旨相背。然而，当时的维新派人士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把这些外国传教士引为同调，来往甚密，还希望同他们合作，推动维新运动。这些传教士虽然要通过“传教”来维护西方国家侵华的利益，但是他们也毕竟向中国介绍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同时各人的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并不同样都是帝国主义侵华分子。

强学会成立不久，就吸纳了一批维新派人士和帝党官僚，同时混进了一些首鼠两端的利禄之徒。由于派系各异，政见不一，人员构成比较复杂。一些守旧顽固官僚就散布流言，伺机破坏。1895 年 10 月，康有为留梁启超在北京坚持工作，自己离京南下，在南京会见张之洞，成立上海强学会，并于1896 年 1 月创刊《强学报》。东南地区，特别是上海的维新运动也很快开展起来。维新变法的声势愈来愈大，反动势力的反扑也日益加紧。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首先发难，于 1896 年 1 月上疏弹动，说强学会“专门贩卖西学书籍”，“复借口公费，函素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请饬严禁”。随即奉谕：“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北京强学会被查封之后，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三期而终刊。3 月间，杨崇伊又奏劾文廷式“互相标榜，议论时政”，结果文廷式被革职。

强学会被迫解散，固然是封建顽固势力向维新派发动的一次反扑，但同时也与强学会内部组织庞杂、思想混乱有关，有些官僚入会并不是为了维新，而是观望风色，甚至有的别有意图。然而维新运动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止步，

① 康有为：《强学会叙》，《戊戌变法》第 4 册，第 384 页。

① 李佳白：《新命论》，《戊戌变法》第 3 册，第 257 页。

维新派仍然继续大力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维新运动在全国许多地区不断发展。经过翁同龢、李鸿藻等的策划，在强学会旧址设立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每月拨给经费 1000 两，供购买、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之用。上海强学会

停办后，由张之洞的亲信幕僚汪康年于 1896 年 8 月 9 日创办《时务报》旬刊，邀请梁启超为主笔，黄遵宪也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工作。《时务报》从创刊到 1898 年 8 月 8 日停刊，共出刊 96 册。它以新颖的言论，流畅的文笔，风行海内，影响深远，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粱启超发表的一系列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更是势如破竹，震聋发聩，显示了他杰出的宣传才能。

梁启超（1873—1929 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在他主编《时务报》期间，写了著名的《变法通议》、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等重要文章，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鸣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①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大胆地宣传“民权论”，驳斥“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说教，把历代帝王斥之为“民贼”，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①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同时他还要求改变科举制度，培养有用人才；主张实行“工艺专利”，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梁启超宣传变法图强的政论文字，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数月之间，《时务报》销数增加到一方多份。连张之洞也一度对之大加赞赏，称《时务报》“卖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由于《时务报》的有力宣传，不但大大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梁启超的名声也迅速提高，时人把他与康有为并称为“康梁”。

在北京、上海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的维新志士也积极活动起来，成为当时全国最具有维新朝气的一省。由于一方面有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努力倡导，开通风气！另一方面又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的积极支持，湖南的维新运动进行得有声有色。

在湖南，最活跃、最激进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是谭嗣同（1863—1898 年）。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官僚家庭。少年时代曾在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的指导下学习和钻研王夫之和黄宗羲的著作，后来多次游历南北各省，不但眼界大开，还结交了不少维新志士；同时目睹国家的贫弱和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不满。甲午惨败，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救国信念，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走上了救亡爱国的道路。在探索和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他逐渐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三纲五常”和封建制度产生怀疑，并且由信奉“中学”转变为热衷“西学”。他努力学习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热烈地主张维新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骨干和杰出的思想家、政治活动家。

①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8 页。

①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 128 页。

《仁学》封面

1896 年春，谭嗣同到北京结识了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并志同道合地积极投入变法救亡运动。谭嗣同写过不少宣传变法的文章，作过许多鼓吹变法的讲演，并于 1897 年 1 月完成他的重要著作《仁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大胆提出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痛切揭露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名教的虚伪性，指出：“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呼！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特别是对“三纲”中“君为臣纲”的抨击尤为激烈。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①在这里，谭嗣同不仅批判了二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同时，谭嗣同表现了追求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精神。他认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只有“朋友”一伦，因而伦理关系就要像“朋友”那样：“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日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① 在《仁学》中，他虽然认为中国的危亡“唯变法可以救之”，但就思想深层而言，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改良的范围，而带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色彩。

谭嗣同发出冲决封建网罗的呼喊，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观念进行猛烈的抨击。虽然他的变法实践与他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表现出某种自我矛盾，但在当时的维新派知识群体中，他仍然是最坚定和最激进的变革者。

在维新变法思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湖南省表现得最为活跃，最有声势。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各督抚中最热心支持变法的开明大吏。他周围的一批重要官吏，如署按察史黄遵宪、督学江标及继任徐仁铸，都积极支持变法。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以及经学家皮锡瑞等，也在湖南各地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理论。1897 年 4 月，江标、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

（后改名《湘学报》），对维新变法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同年 10 月，陈宝箴又创办时务学堂，任命熊希龄为提调，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学总教习，以唐才常、韩文举、欧榘甲等为中学分教习。学堂为培养维新人才，不少有志青年纷纷入校学习。1898 年春，谭嗣同、唐才常又创立南学会，于长沙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总会每七天举行讲演会，听者踊跃，每次都有近千人。主讲人有谭嗣同、黄遵宪、皮锡瑞等，他们所讲的内容包括世界形势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南学会与其他各学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但讲学，而且积极参与推行新政，如倡导设立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新式机构，实际上南学会带有地方议会的性质。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新政的逐步推行，谭嗣同和唐才常于1898 年 3 月又创办了《湘报》（日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创刊以后，对维新变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不但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且对南方各省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除湖南之外，两广地区的维新运动也颇为可观。1897 年 2 月，康有为在澳门创办了《知新报》，由他的弟弟康广仁和何廷光为经理，由他的学生徐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299、337 页。

① 《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 349—350 页。

勤担任主笔，这是当时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纸。同年春，康有为去广西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岑春煊发起组织“圣学会”，创办了《广仁报》。广西的维新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

在天津，严复于 1895 年即在《直报》上相继发表了《原强》、《辟韩》、

《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等重要政论，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痛切批判封建传统观念。这些文章理直气壮，文笔犀利，是宣传维新变法的有名力作。1897 年冬，他又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和

《国闻汇编》（旬刊），并介绍了《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名著，影响深远。

严复（1854—1921 年），字又陵，号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少年时曾入福州船政学堂读书，1877 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 年回国后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在英同留学期间，广泛地接触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深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远远优越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回国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目睹中国封建统治的腐败落后，痛感民族危机严重，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倡“西学”。强调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严复除了撰写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之外，他的更大贡献是把西方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其中尤以《天演论》影响最大。《天演论》原名《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严复在甲午战后泽述其中的前两篇，并以《天演论》为书名。

在译述时，严复写了序言并加了不少按语，认为“物竞天择”的法则也适用人类社会。他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阐明自己维新变法主张，认为实行变法，就会“自强保种”，符合“天演”和进化；否则就要亡国灭种，为“天演”所淘汰。康有为读到《天演论》译稿后，称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的第一人，并在《孔子改制考》中吸收了进化论的历史观。梁启超也根据进化论的观点在《时务报》大作文章。进化论的介绍和传播，是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的一次重要思想启蒙，影响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变革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天演论》译文手搞

严复在倡导“西学”的同时，还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旧文化进行批判。他认为儒家的政教学说“少是而多非”，至于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更是“无实”、“无用”。他批评洋务派所标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并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主张。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作了一番比较，得出的断论是：前者亲亲，后者尚贤；前者尊主，后者隆民；前者夸多识，后者尊新知；前者委无数，后者恃人力。①这种对比，虽然不无偏颇之处，但是在当时却是起到了解放思想、弃旧图新的作用后来他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多部名著。严复以他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重要启蒙思想家和最著名的翻译家。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第 3 页。

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并且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都有了一定的准备，从而为开创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