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卖国投降、腐朽落后的真正面目。它虽然靠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得以苟延残喘，但困难重重，人心思变，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统治危机。

对日本的巨额赔款，逼使清政府先后三次举借外债。从 1896 年起，清政

府每年要偿还外债本息 2000 万两，到 1898 年又增为每年 2500 万两，财政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在中日甲午战后几年间，直隶、奉天、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先后发生严重的水灾或旱灾。1896 年，湖北发生特大水灾，灾民“饿殍枕藉”。1897 年，湖南出现数十年未有的大早，安徽、江苏、广东、广西等省因淮河、珠江、西江先后泛滥，一片汪洋，数十万饥民在中国南北各省颠沛流离。1893 年、1899 年，黄河又连续两年大溃决，直隶、山东沿河两岸多被淹没，死亡十六七万人。灾情之重为百余年来所未见。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连续增加了数百万两的河工与赈灾费用，又减免了灾区 1000 多万两的田赋，使财政赤字愈增愈大，财政危机日甚一日。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成后的瓜分危机，还使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同程度地对清政府感到失望。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来思考民族的前途和救国的出路，并共同地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呼声。在清政府中，也有不少以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财政、用人和军事方面进行某些改革。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危机，还进一步加剧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矛盾。慈禧太后在战后仍醉心于自己的大权独揽，依靠后党集团把持军政实权，以削弱光绪皇帝和帝党的势力。光绪皇帝因甲午战争惨败蒙受奇耻大辱深为忧愤，担心国势衰微，外敌环逼，也难以忍受慈禧太后事事干预朝政。他依靠师傅翁同龢和帝党集团，希图改变其处境，并图强御侮。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更趋激化。

面对空前的危机，清政府为了转危为安，试图做一些改革，主要措施如下：

（一）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 年冬，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燏棻编练新军，计 5000 人，编成 10 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燏棻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

袁世凯（1859—1916 年），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投靠过淮军将领吴长庆，后又攀援李鸿章，得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见处境危险，托词患病回国，奉李鸿章之命在辽东前线筹拨弹药粮饷，联络各军。后来回到北京，到处钻营，受到

刘坤一、张之洞、荣禄、李鸿藻等人的赏识。袁世凯在奉命到小站接练新军后，将定武军扩编到 7000 余人，改称“新建陆军”。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了淮军的营务处、营、队、哨、棚等名称，但在编制上以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为蓝本，分步、马、炮、工、辎各兵种，全部使用购自国外的新式武器，延聘德国军官督练洋操。

清政府期望依靠新建陆军振衰起弊。新建陆幸由督办军务处直接控制，由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袁世凯也因督练新建陆军而受到清政府的特别垂青，1897 年 7 月被提升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南京从卫队、护军等营中选拔了 2600 人，按德国章程编为步兵八营、炮兵二营、马队二营、工程兵一营，练成了“自强军”。1896 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本任，自强军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续练。

（二）整顿财政甲午战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约 8000 余万两，仅军饷、洋务和归还外债三大项就需支出 7000 余万两，其他各项常用经费还需 2000 余万两，尚短一千数百万两。为了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清政府在增捐增税、向人民大肆搜刮的同时，又着手整顿财政。它提出了“裁革陋规，严剔中饱”，令各省督抚严查当地在关税、厘金、盐课和田房税契等管理上的种种弊政，并委派军机大臣刚毅南下江苏、安徽、浙江、广东各省监督执行。刚毅所到各省，责成各级官吏将他们平时营私玩法所得的不义之财上交国库，并依据情节大小扣了这部分官员的“廉俸”，结果收回了 1000 多万两白银。

此外，清政府还决定用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于 1898 年发行“昭信股票” 一万万两，年利五厘，20 年内归还，它号召王公贵族和文武官员带头“领票缴银”，以推动各地商民踊跃认购。但清政府已在人民中失去信用，各级官员又借机强行摊派，结果引起不满，不得不在等到 1000 多万两时就停止发行。

（三）派遣留学生清政府有些官员鉴于日本自强得力于当年被派往欧美留学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陆奥宗光等人，战后又发出了派遣有志青年留学日本的呼吁。有的大臣还在奏折中指出：日本的成功经验最适合中国采用，到日本留学路近、省钱、文字困难又少，是解决贯通中西人才的最好捷径。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清政府在 1896 年 3 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

13 名。此后，赴日留学日渐成风，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

清政府的这些措施，虽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并没有把自己从危机中拯救出来。新军编练的主要受益者是袁世凯。他不仅因此得到清政府的提拔，而且引起了列强的关注。俄、英、日等国经常派人到小站“观操”，不断吹捧袁世凯治军有方，试图控制袁世凯，迸而把新建陆军变成他们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工具。袁世凯自然明白他的身份荣誉都来自新建陆军，因此越发苦心经营和控制这支军队，以此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和工具。至于财政整顿所收款项，对于巨额的赔款和赤字来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派遣留学生中的多数人，后来都走到了清政府愿望的反面。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能挽救其统治危机，更谈不到给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提供转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仍然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