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代民用企业的出现一、官督商办企业

样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陆海军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而最主要的是财政困难。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赔款，再加上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庞大军费开支和战争的破坏，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竭蹶。而兴办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军队，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虽经多方筹措罗掘，仍然不能保证需要。军事工业的兴办又需要充足的原材料和燃料供给；新建陆海军需要后勤保障，同时也需要有近代的交通运输与电讯等项建设的配合。不解决这些问题，新的防务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的“长技”之外，还在于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圆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①基于这种认识，从 70 年代开始，洋务派在继续“求强” 的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邮电等交通运输事业。自 70 年到 90 年代，共

创办民用企业 20 多个，除少数采取官办方式，个别的（如湖北织布局）一度采取官商合办方式外，其余企业都采取了宫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要受地方官僚的控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

（一）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当时外国资本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内河航运，我国旧式的航运业面临破产，而军事工业也由于经费困难，举步维艰，轮船招商局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

1872 年 8 月，李鸿章饬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事宜。朱其昂最初主张官商合办，但由于当时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无商船可以作“官股”，所以提出“由官设立商局招徕”。李鸿章也认为“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自立条议，悦服众商，冀为中土开此风气，渐收利权”。

①12 月，朱其昂等议定“条规”，经李鸿章批准施行。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

朱其昂多方奔走，招募投资股本，但仅得沙船商人郁熙绳入股现银 1 万

两，其他虽有商人认股 10 余万两，但未缴现款。李鸿章只为批准从直隶编练

局借用官款 13.5 万两，年息七厘，而且“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②当时中国尚无近代股份制企业，商人不愿投资，轮船抬商局最初主要是靠官款创办的。

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6，第 25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40 页。

② 《交通史航政篇》第 1 册，第 269 页。

朱其昂既募不到商股，又不善于经营新式航运，以致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亏损 4 万余两，因而引咎辞职。1873 年 7 月，李鸿章札委唐廷枢任招商局总办，重订“局规”和“章程”。朱其昂、徐润、盛宜怀、朱其诏等四人先后被札委为会办。庸、徐分管轮运、招股等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局规”规定：（一）资本为 100 万两，总局和各分局分别由股东推举商总和商董主持，但总局须将商总和各商董的职位、姓名等报海关道转呈北洋大臣备案，更换商总和商董亦须“禀请大宪”。这是官督商办的具体体现。（二） 股票及取息手折均需编号，填写持股者姓名籍贯，“以杜洋人借名”；股东出让股票，必须到局注册，“不准让与洋人”。这项规定保证了招商局由中国人自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虽有总办、会办 5 人，实权却在唐廷枢、徐润手里，他们既是官方的代表（总办和会办），又是股东的代表（商总和商董），兼有官、商双重身份。二人都出身于洋行买办，但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脱离洋行，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由于他们富于洋行经商经验，招募股本，开展业务，颇为顺利。1874 年实收股金 47 万余两，1877 年又以 220 万两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产业，船只由 12 艘增至 30 余艘。外国轮船公司唯恐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就以削减运价来挤压招商局，致使其债台高筑，处境艰难。由于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运粮、准其承运官物、延期归还官款等一系列措施，才使招商局得以站稳脚跟，并扭亏为盈。1881 年，募足股本 100 万两。次年又计划增募 100 万两，因为业务兴旺，应募者十分踊跃，很快足额。

1883 年，中法战争前夕，上海发生金融恐慌，招商局资金周转不灵，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到沪，乘机排挤唐、徐。次年，唐、徐挪用局款被揭发， 先后离局。中法战争期间，经马建忠之手将招商局暂时售于旗昌洋行。1885 年又收回局产，李鸿章札委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谢家福为会办。盛宣怀重新制订章程，规定“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这就使得盛宣怀以督办“大员”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权和财权，从而“商办”色彩大为减弱，“官督”的权力明显加强。

（二）开平矿务局

军事工业的基本原料、燃料是铁和煤，每年都要用巨款从外国购买煤、铁，因此洋务派亟欲开采铁矿，以塞漏危。1874、1875 两年，李鸿章先后派人到直隶磁州和湖北兴国勘探矿产，但未能开采。1876 年 11 月，他又派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赴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带回煤块铁石样品，经京师同文馆及英国化学家化验证明，品位甚佳。唐廷枢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赞开平矿产蕴藏丰富，质地优良，同时建议修筑开平至芦台的铁路，采煤、炼铁、筑路同时并举，所需经费约为 80 万两。他提出把开采开平煤矿和发展轮船招商局业务联系起来，强调“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商之利，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①于是李鸿章于 1877 年派唐廷枢主持开平煤矿的筹备工作，并派律海关道黎兆棠和前天津道丁寿昌会同督办。

1878 年 8 月，开平矿务局正式开办。根据唐廷枢所拟的“章程”，开平矿务局“虽系官督商办”，但着重采取商办企业经营方式。开办后一面招股， 一面钻井。1878 年只募股金 20 余万两，直到 1882 年才募足百万两。煤矿钻

① 《洋务运动》第 7 册，第 116 页。

井虽然进展顺利，但炼铁成本过重，又缺乏冶炼专门人才，结果只好停办铁矿，专采煤矿。

1881 年，开平煤矿开始投产。经李鸿章奏准，该矿所产煤炭，援照台湾、湖北等地成例，纳税由每吨六钱七分三厘减为一钱，目的是为了“恤华商而敌洋煤”。这样，开平煤矿的成本降低，增强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该矿投产当年，产煤 3600 余吨，1882 年增至 3.8 万余吨，1883 年增至 7.5 万余吨，

1889 年增至 20.7 万余吨。为了适应煤产量的不断提高和运输需要，1882 年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开始通车，1886 年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1888 年又将该路修筑至大沽。除铁路运输之外，1889 年购买了一艘运煤轮船，往来于天津、牛庄、烟台等地，1894 年增至四艘。

1892 年，唐廷枢病逝，由张翼继任总办。张翼原为醇亲王奕◻府中侍役， 捐得江苏候补道头衔。他通过奕◻与李鸿章的夫系，谋得开平矿务局总办的“肥缺”。这是一个昏聩贪鄙的“暴发”官僚，在他主持局务之后，由于管理混乱，生产经营每况愈下，开平矿务局结束了它的鼎盛时期。

（三）电报总局

1874 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率兵援台。从军事行动的实践中，他感到“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虽经奏准创办，但因顽固势力反对和洋商敲诈，终无结果。1879 年，李鸿章在大沽、天津之间试架电线，效果良好。次年，他便以“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 亟以设立电报，以通气脉”为理由，提议架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内筹垫。建成后“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资， 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①这项建议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0 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培养电报专业人才，同时又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谢家相等为会办，并在大沽口、紫竹林、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立分局。架线工程于 1881 年 4 月开始，11 月竣工，

并用资金湘平银 17.87 万两。

自 1882 年 4 月起，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企业，募集股本 8 万两，当年

缴还官本 6 万两，五年后分年续缴银 2 万两，其余垫款（9.8 万余两）则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有关公务的电报作为头等官报，从应收电报费中陆续抵缴，抵缴完毕后，头等官报亦不收费，“以尽商人报效之忧”。津沪间为保护电线而设的兵弁和巡路费用，五年年仍继续由淮军协饷内开支。

津沪电线开通后，英国代理公使格维纳趁机要求敷设上海至宁波、汕头等口岸的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反复函商，决定由电报总局接办上海至广东各口的陆上电线，“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1883 年，电报总局拟增募资本 80 万元，但因当时金融恐慌，仅募得 50 万元。1884 年，上海至广东的线路竣工，电报总局也由天津迁往上海，仍由盛宣怀督办。次年，至汉口的电线接通，此后电报事业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各重要城市， 其中有些是官督商办，也有的为官办。

电报总局成立后，营业发展很快。所欠北洋垫款，至 1884 年即已由头等官报中扣抵而有余。但由于爆发中法故争，头等官报日增，商报锐减，以致赔累不堪。1887 年，该局要求将原定清政府各种头等官报的费用，一半由“众

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 38，第 16—17 页。

商报效”，一半“归出使经费下按月核给”，各省将军、督抚所发头等官报， 亦由“众商报效一半，其余一半各就情形筹发现资”。这项办法一直实行到20 世纪初年电报“国有化”时为止。

（四）上海机器织布局

外国棉纺织品在中国的倾销，很快占领了广大的市场。早在 1876 年，李鸿章就曾派魏纶先出面筹办织布事宜，但魏在上海无法筹集资金，计划未能实现。1878 年，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琼在上海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禀帖， 请求设立机器织布局。不久，他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说明建厂计划，李遂委派他和郑观应等负责筹建。彭汝琮在上海筹集到股本，次年又同郑观应发生龃龉，彭被李鸿章辞退。1880 年，机器织布局改组，李鸿章派龚寿图专管“官务”，郑观应专管“商务”，另订“章程”。“章程”提出：“事虽由官发端，一切实由商办，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①它还规定：拟募股金 40

万两，分为 4000 股，每股 100 两，“在局同人”共集 2000 股（戴恒、蔡鸿

仪、李培松、郑观应等四人各认 500 股），其余 2000 股公开招募。其后因资

金不够周转，又续招股 10 万两。股金按票面金额的 70％收款，实收现银 35.28 万两。

上海机器织布局设在杨树浦，订购了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在筹建之初，郑观应就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 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而且要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①经李鸿章奏准，“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 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沿途税厘。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

郑观应经手招募的股份最多，又独揽局中银钱帐目。1883 年，他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应兵部尚出彭玉鳞的邀请，离沪赴粤。此后织布局主要负责人几经更换，最后由龚寿图、龚易图兄弟接办，但因股金不足，并无起色。1889 年，李鸿章又改派马建忠接办，并允许他借用轮船招商局及仁济和保险公司的款项 30 万两。但维持不久，局务即改由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承办。

上海机器织布局于 1890 年开始部分投产，营业兴旺，纺纱利润尤高。1893

年夏，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向英国订购机器。同年 10 月 19 日，因失火全厂烧毁，损失 70 余万两。11 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负责恢复织布局，重新募集资本 100 万两，在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后

取名“华盛”），仍为官督商办。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 10 个分厂。

至 1894 年 9 月，华盛机器织布总厂部分投产。

官督商办企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长期封建经济结构的束缚，社会生产力低下而且发展缓慢，而封建顽固势力又百般阻挠和抵制使用近代机器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以致困难重重。另一方面， 外国侵略者在华攫取了种种经济特权，也极力排挤和打击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就是在这种内外夹击下艰难产生的，它既要依靠洋务派“官”的支持和扶植，又要依靠“商”的经济投资和经营管理。从建立和发展近代工商企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打破“洋

① 《洋务运动》第 7 册，第 469 页。

① 《洋务运动》第 7 册，第 484—485 页。

商”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垄断、扼杀方面来说，官督商办是有积极进步作用的。但是，它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官僚的控制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不可能成为独立的近代工商业体系，因此又具有消极落后的一面。

洋务派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者和保护者，又是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压抑者和限制者。以轮船招商局为例，李鸿章抵制了顽固势力的攻击挑剔， 坚持反对把招商局改归官办，在政治上加以保护，在经济上给以支援，使招商局得以生存，并站稳脚跟。然而，洋务派又以“官督”之权，把持了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盛宣怀督办轮船招商局期间，利用权力和该局资金广为投资，多方操纵控制，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包括轮船、电报、纺织等企业垄断集团。有些官督商办企业，还以“商人报效”为由，为清政府特殊需要服务。如电报总局对有关洋务、军务的电报优先拍发，电报费虽由该局所欠官款内扣除，但官款扣清后仍不收费，因而增加了企业的负担。诸如此类，都阻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发展。在外国经济势力和洋务派的封建官僚势力双重制约之下，官督商办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获得自由发展和竞争的能力。这也就是经营了二十余年，声势不小但收效不大的原因所在。

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以“求强”、“求富”为鹄的创办近代工业的同时，还主持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强大情况有所了解， 承认中国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主张向西方学习。在这一点上，他们要比顽固派明智而清醒。但是，洋务派及其代表人物李鸿章，始终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与外国侵略者相安无事。然而，严酷事实证明，外国侵略者绝对不会坐视中国富强起来。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 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但终究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